汪曾祺先生曾对我说过：“你别看他们写得长，他们最终是不讨巧的。”

　　汪先生究竟何时对我说的，是蒲黄榆还是福州会馆，是夏天还是冬天，是睛天还是雨天，我现在一点印象没有了。但是我敢发誓，汪先生肯定对我说起过这句话。这句话也不可能来源于汪先生的文字，你翻遍《汪曾祺全集》，不可能找到这句话。汪先生倒是写过一篇短文《说短》。他也说过：

　　“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短，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

　　扯起这个话题，我想首先是我的苦恼。有一个时期，我发表了一些东西。但都是极短的文字。一个小说，我连一万字都写不到，八千字都挣命，一般五六千就不错了，大多数是三四千字。一个时期，长，才能上头条，才能压得住，有力量；而短，则是配料，往往忝列刊物后面几条。而得到转载的，仍是头条的，还大多是长文。而读者呢，一般评价作品，长，代表厚重、丰富；短，喝！小文章！豆腐块！还是有看轻的意思，难以产生影响。汪先生自己提倡短，有机会也会竭力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而汪先生产生影响的作品，恰恰是他较长的两篇，即《受戒》、《大淖记事》。

　　我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像蚕“上山”一样，“绵”在了里面，不能自拔。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次我与汪先生说起了这个话题。汪先生坐在那里，依然是那个黑色皮圈的转椅，他斜侧着脸，阳光打在他略带一些卷曲的、稀疏的白发上。他下断论似的说：

　　“你别看他们写得长，稿费现在多拿一点。但最终是不讨巧的！”

　　汪先生话里的意思，我现在想来，无非有这么两层。往浅里说，他们写得长，但写得没特色，发表一次就完了；而好的作家，写得短，却写得好，还可以转载，还可以收在书里，反复去印，最终稿费还是多的。——有一回汪师母说老头出书，这一本是一二三四五，下一本是五四三二一。往深里说，你别看他们写得长，但写得粗糙，最终是留不下来的，而一个重视语言和艺术个性的作家，是不论长短的。我想他的意思，主要还是后者。

　　汪先生说的这句话，已经过去多年了。他也去世13个年头。现在又有了网络和博克，写作已成了一种大众的行为。这是他不能预见的。而我已不是过去的文学青年，写成功和不成功，对我已不重要。我的写作，已无所谓长短了。长也好，短也罢。自己尽了兴，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意尽了，文也结束了。可崇尚长文之风，现如今还不是如此么？

　　而让我们高兴的，或者称奇的，是汪曾祺得到更多的读者的喜爱。他的书越印越多。原来我是见到就买，现在各种版本太多了，我都无力再去收齐。但我见到都会去翻一翻，心中十分欢喜。有这么多的人喜欢汪曾祺。用小沈阳的话说：这是为什么呢？

　　汪先生是有预见性的。他一语成谶。现在看来，汪先生真是高明的。他非常的清楚自己。他看得很远。他的书很多人在读(包括新一代的年青人)。他永远的留在了历史上了。

　　汪先生在《说短》一文最后说：

　　“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

　　又说：“短，也是为了自己。”

　　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文字流传下来啊！可是我们很难做到清醒。

　　别样的亲切

　　何镇邦先生在《怀念一位纯粹的文人》中说：“受汪老指点和惠泽的青年作家不胜其数，除了鲁迅文学院历届研究生班、进修班的学员外，我常听汪老说起的是两位青年作家，一是山西大同的曹乃谦，一是安徽天长的苏北，他们俩都是汪老比较器重又受到汪老较多指点的，如今果然都修成了正果。”

　　修成正果我不敢说，但确实受到汪老的很多恩泽。除请他看稿写稿外，因我是外乡人，在北京的种种难处，是可想而知的。遇到求人的事，我没有别的本钱，只有来向汪老诉说，他总会为我画一些画去送人。我的一位曾经的女上司，对我多有挤兑，汪老为我画了一幅水雾淋淋的紫藤，我去送给女上司，以博取她的好感。汪先生去世后，那么多人写文章怀念他，以至整整出了两本书《你好！汪曾祺》和《永远的汪曾祺》。这些怀念文章中，除一部分汪先生的读者外，其中有大部分都是曾经和汪先生有过交往，得到过汪老温暖的人。

　　汪先生不仅对我们年青人，他对所有的人都心怀善意。

　　看苏叔阳写汪先生。苏叔阳说，一次他和汪老在大连开会。会上发言中，苏叔阳讲了“骈四俪六”的话，顺口将“骈”读成“并”，还将“掣肘”的“掣”读成“制”，当时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吃晚饭时汪先生悄悄塞给他一个条子，还嘱咐他“吃完了再看”。他偷偷溜进洗手间，展开一看，蓦地脸就红了，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纸条上用秀丽的字写着：“骈”不读“并”，读“片”；空一段，又写“掣”不读“掣”，读“彻”。苏叔阳说他当时眼泪差一点流出来，心中那一份感激无以言说。回到餐桌，苏叔阳小声对汪先生说：“谢谢！谢谢您！”汪先生用瘦长的手指戳戳他的脸，眼中是顽童般的笑。这就是汪先生，那样的目光和笑意，我是见过的。

　　陈国凯曾说过，八十年代一次在湖南开会，餐厅吃饭，一个老头子已在那里吃了，面前放着一杯酒。主会人员向他介绍汪先生。汪先生看着他，哈哈一笑：

　　“哈，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

　　陈国凯是第一次同汪先生见面，觉得这个人直言直语，没有虚词，实在可爱，也乐了：

　　“你想我是什么样子？”

　　汪先生笑：“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瘦骨如柴。”

　　这正如汪先生第一次见到铁凝，汪先生走到她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

　　“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有呀！”铁凝后来说“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高晓声1986年和汪先生广州、香港之行同住一室。汪先生随身带着白酒，随时去喝。1992年汪先生去南京，高晓声去看他。汪先生将他从头看到脚，找到老朋友似的指着高的皮鞋说：

　　“你这双皮鞋穿不破哇？”鞋是那年高去香港穿的那双，汪先生居然一眼认出来了。

　　汪先生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人见面、与人打招呼的。怎么能不让人感到亲切和友爱。有一年夏天，我到山东长山岛，游了海水泳，回北京已好几天，那天我去他家。进门没有一会儿，他站在我面前，端详着，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刮：“是不是游了海水泳？”

　　真奇了怪了？他怎么看得出来？而且用这种方式给你表达，让你的内心温暖无比。

　　有个叫谭湘的女士，因为汪先生，和丈夫“闹得天翻地覆”。1997年5月6日，她们一家约汪先生出门“踏青”，去游陶然亭，还一同乘脚踏船。可是安排吃饭时，由于她丈夫的疏忽，找不到饭店，害得汪先生在车里颠簸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一家活像是“大排档”的店。10天后汪先生不幸去世，谭湘泪流满面，在告别了汪先生，走出吊唁大厅后，就哭着质问丈夫：“是你害死了汪老！你一个男人，在吃饭的时间，让汪老在车上颠了两个小时，能不累坏？能不饿坏？情绪能不受影响？——你就是杀害汪老的凶手！”吓得她的丈夫大惊失色。

　　这真是一份“特别”的理由。也是一份“特别”的爱。

　　汪先生究竟有何魔力？

　　还是邵燕祥先生说得好：“汪老是个好人，是一个总想着别人的人，更是一个从来不伤害别人的人。”

　　我想，还应该加上：他亲切，温润；善解人意，还不失可爱。

　　这才是汪老真正的魅力。

　　苏北，1962年8月出生，安徽天长人，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先后在国内几十家报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台湾《联合报》等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有小说集《苏北乡土小说》、散文集《灵狐》、《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和专著《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等。曾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12届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