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每年六月份是中国的中高考季。成绩揭晓后，一场盛大的数字狂欢便在全国各地火热上演。校门口悬挂的红色捷报、自媒体及官媒上连篇累牍的“状元”（被屏蔽者）报道、朋友圈刷屏的升学率对比，构成了中国教育生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波及整个社会。这场以分数为核心的教育戏剧年复一年地定期上演着，对此却少有人停下脚步思考：我们为何如此痴迷于这些数字的排列组合？在这场看似荣耀的庆典与数字狂欢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教育异化与文化焦虑？对高考成绩的过度炒作，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的深层矛盾与集体迷思。

一、绩效教育，不科学的数据统计

高考成绩揭晓后，学校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高考成绩异化为教育GDP，地方政府把升学率（清北数尤甚）当作政绩工程，家长视分数为子女将来就业的唯一通行证，这种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高中学校（特别是高中名校）总以清北人数、600分以上人数为炒作点，有的统计数据甚至不准确，似有夸大之嫌。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一为显示政绩，二为吸引优质生源。其实这种统计很不全面，也不科学，这种只顾学霸，忽视大多数学生的做法明显不合理。作为内部掌握的数据，如果需要统计的话，除了清北人数、600分以上人数之外，还要把特招线以上人数、本科上线人数及其比率统计出来。实际上，做好数据的跟踪统计更重要，即本届相关数据与去年相应数据比较得出的数据，才可用以说明学校教学成绩的升降与优劣。

其实，上述数据除了说明教学成绩的升降外，并没有多少意义与价值，因为各校生源质量悬殊极大，而抛开生源谈质量，就像让拿烂鸡蛋做舒芙蕾还要原价卖，这可能吗？生源好的高中名校，学生考的好，生源偏差的一般学校，学生普遍考的不好，且几乎没有高分出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没有好的生源，神仙来了都教不好，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应正视生源差异带来的成绩差异。学生考的好，就一定能证明老师教得好？学生普遍考的不好，即可证明老师们教得不好？生源质量一般的高中校老师肯定不服气！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县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作跟踪统计，即首先统计每所高中高一招生的有关数据（如全县区前五百名、前一千名、前两千名学生中，各高中学校分别招到了多少人），三年以后高考，再次统计相关数据，比较得出有关升降结论，据此判断各高中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水平。这种统计显然是比较全面、科学、客观公正的。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哪个县区这样统计，没有跟踪统计比较，高中名校仅以清北人数、600分以上人数大势炒作，而一般高中几乎没有这些数据，只能选择默不作声。使得高中名校对顶尖学子的虹吸效应愈发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各高中名校，凭借生源优势考出亮眼的成绩，不统计、不炒作是不可能的，但不能仅以清北人数、600分以上人数作为炒作点，这样统计与炒作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在尊重统计与炒作客观现实的前提下，县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统一要求统计指标，亲自拿出比较数据，特别是比率、跟踪数据，在系统内部作相应分析总结，引领社会舆论。而不能任由鹤立鸡群的高中名校任意炒作。

二、回归教育初心，重构教育生态

在分数狂欢的喧嚣中，教育最根本的价值目标逐渐失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年提出的“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四大教育支柱，在高考成绩的强光照射下黯然失色。北京某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高分学生承认“不知为何学习”，这种价值虚无感在“学霸”群体中尤为显著。教育的本质应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却在功利主义的浪潮中被简化为筛选工具与阶层晋升阶梯。

教育焦虑的传染机制值得深思。当某所中学通过炒作成绩获得短期声誉与资源时，同区域学校被迫跟进，最终形成“军备竞赛”式的内卷局面。家长的焦虑情绪在市场逻辑下被无限放大，催生出从天价学区房到疯狂课外辅导班的产业链。所有人都在表演重视教育的角色，却无人敢率先停下这场耗竭性的表演。

在解构高考成绩炒作现象后，我们需要重返一个根本性问题：教育究竟为了什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生活”目标，与中国传统的“成人”教育理念，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这唤醒的过程中，数字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教育的终极语言。当我们回归教育初心，集体超越分数的幻象，或许才能重新发现教育那份最初的感动与力量。

地方党委政府应带头弱化或制止高考成绩的过度炒作，树立正确全面的政绩观，不以高考成绩作为评价教育工作的唯一标准，把民生之首的教育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保证教育投入逐年增长，经常深入中小学了解基础教育工作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亲自过问部署涉及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安排遏制“校闹”现象，为区域中小学创设安宁、稳定、和谐的办学环境与氛围。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强化管理意识，拿出科学准确的统计数据，以数据为依据，落实全面质量考核与管理，致力于干部教师两支队伍建设，引导中小学书记校长关心、激励教师，提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关注学生、引导学生、发展学生、成就学生。业务事项倡树公平公正。依照法规，力挺教师的教育工作，指导化解“家校纠纷”，切实维护广大教师的合法权益，既要对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做法坚决说不，也要为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托底，引导并参与重构良好的教育生态。

对家长来说，要改变“唯分数论”的固有观念。分数不是子女未来就业的唯一通行证，子女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最重要。我国即将迎来人人有学上、本科基本普及的时代，因此，家长没必要过度焦虑，要淡化分数，强化实践能力、综合能力意识，关注、引导子女的品德修养、兴趣特长、适应能力，放手大胆地让子女在真实的生活中摸爬滚打，在失败中学会站立，锤炼生活实践能力，为进入社会、适应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高考成绩的传染机制也促使各地各校跟着炒作中考成绩，其存在的问题与炒作高考成绩如出一辙，应引起主管部门、初级中学、家长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是治理并重构教育生态的重要一环。

三、强化内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不是数字的竞技场，而是滋养生命成长的田园；不是社会分层的筛子，而是丰富人性的艺术。某乡村教师坚持带领学生观察四季变化而被质疑“不务正业”时，她的回应却令人动容：“教育的正业就是让学生学会感受生命。”该乡村教师对教育的认识与理解理应对基础教育工作者有所启发。

一般地讲，办好一所学校需具备四个核心条件（或称四个核心竞争力）：完善的办学硬件设施；精良的教师团队；卓越的校长与班子的管理；优质的生源储备。在硬件设施和生源质量一定的条件下，高中学校管理者应该在内部管理和教师队伍建设两个方面下功夫，以强内功为工作目标，思考并调整下列诸多办学（管理）行为：

1.学校是否存在掐尖抢生源、挖生源，甚至暗中高价买生源的违规行为？

2.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否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校内学生抑郁倾向的检出率是多少？如何调适梳理学生心理？

3.在教师指导、管理与激励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否存在过度侵占教师私人时间与生活空间的情况？

4.优质师资是否被集中倾斜到“重点班”？学困生是否被变相放弃？

5.偏才、怪才等特长生的成长需求是否被重视？如何发现并培养特长学生？学校是否为他们提供了个性化发展的空间与平台？

6.“学霸”的综合素养如何？学校是否只盯着他们的分数提升，却忽视了健全人格的培养？

7.如何培养优秀的班主任、课堂教学的能手、五大联赛辅导高手、自主招生指导能人、高考自愿填报指导专家等专长教师？

8.如何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9.师生生活条件是否得到改善？围绕师生，如何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

学校领导与老师应该增强服务意识，思考并改善办学条件、教学辅导、学生全面发展与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工作，切实落实“全员育人导师制”。领导干部要紧紧围绕教师、服务教师开展工作，老师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开展工作，通过“班级会商制”等机制及时跟踪并探讨学生的心理反应、各种表现及变化，与家长及时沟通，实现共育。且能细化到每一位学生的表现、成绩的起伏，及时做好学生的心理疏解与指导，使学生得到老师的充分肯定与鼓励，让每一位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基础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牵涉面很广，破除分数迷思并非一日之功，但每个教育参与者都可以成为改变的起点，而不能把教育异化为零和博弈的残酷竞技场。这需要地方党政、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及家长的共同参与，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努力做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学校不妨摘下门口的红榜，换上学生的创意作品。希望各类媒体重构教育话语体系，减少对“状元”“学霸”的英雄叙事，更多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成长故事，家长能够从问“考了多少分”转为问“今天有什么新发现”。以逐步降低弱化全社会的焦虑情绪，给每个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自主成长空间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