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诸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之多，收藏价值之高，国宝级珍品之贵，在全国县级（市）中尚属佼佼者。

       诸城文博事业发展到今天令人叹为观止的格局，得益于诸城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深厚底蕴和历代名人留下的“足迹”清晰浩繁，这是客观存在，不容置疑。但，最为关键的是，诸城市历届党委、政府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对博物洽闻的慕尚和对历史文化的通达，与之同时，更有一代代诸城博物馆人的坚守奉献与孜孜以求，这同样是不可或缺值得充分肯定和褒扬的。

       焦金华、李敦景先生对诸城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二人合著的《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的传奇重现》一文，在“薪火永相传·让文物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省级大奖，既表明了他们对每一件文物前世今生细致考究的精诚所至，又印证着他们对“半潭秋月”砚洗的“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给我的印象深刻。

      30多年前我还在诸城工作时，诸城博物馆馆址尚在诸城城边的东岭上。如今，那个地方已是面目全非，不见了曾经的一点点踪迹。代之而起的是气势雄伟已搬迁到潍河南岸的诸城博物馆新馆，与之相毗邻辉映的还有“诸城市档案馆”“诸城市文化馆”等现代化组合连体建筑。

      那年，诸城第二架鸭嘴恐龙化石的挖掘和架设开始动工（第一架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架，时存于中国自然博物馆，不在诸城），为此，县委决定由我兼任总指挥，指挥、协调、调度县文化局、博物馆以及吕标乡党委。

     根据勘探，恐龙化石的挖掘地点，确定在吕标乡（现龙都街道）境内的库沟、黑龙沟子一带。挖掘工作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因挖掘地点在吕标乡，我便将此项任务安排给吕标乡党委负责组织实施；而县文化局和博物馆负责聘请国内著名的专家并组织工作人员密切配合负责选骨、配件和重塑。分工明确，都行动迅速。因挖出的化石众多，哪个可用哪个又不可用，参入挖掘的民工不懂，但凡化石便全部拉到博物馆院子里供专家们挑用。大大小小的一堆堆化石，连同粘在上面的黄土、沙砾、杂草等，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院子里，满满当当，杂乱无章。

      一天，我到博物馆察看恐龙装架情况，顺便征求专家们对挖掘工作和架设恐龙的意见。专家们提议，挖掘工作要有序进行，包括挖出来的化石搁放都应有条不紊，否则，会导致事倍功半。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我当即召集吕标乡党委和县文化局、博物馆的负责同志到博物馆现场办公，听取专家们对挖掘工作的意见和指导，研究加快进度保证质量的方法与措施。

      现场办公会后，在博物馆展厅门口下边平地上堆摆化石、杂物的左边，我无意中发现一块褐红色的石头，与那些白的黑的黄的恐龙化石、沙砾及杂草格格不入，大有鹤立鸡群之感，无形中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不由自主地走到近前，一看，石头上刻有“半潭秋月”字样隐约在目。博物馆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这是苏轼题铭的砚洗，从民间收集而来，并指着砚洗上的字让我看。因年代久远，加上我对砚洗的材质不懂，便跟博物馆的负责同志说了几句冠冕堂皇又不痛不痒的话：这石头不一定名贵，但真是苏轼用过的砚洗，那就是文物，就有收藏价值了！要设法把它整理保护起来，不要堆放在院子里。

      博物馆负责同志点头称是，答应着好好整理的同时向我提了个意见：博物馆的条件应该改善，馆藏设施太差，好多藏品没法展示，收藏保管都有困难！

      我也点头答应着，并表示争取尽快采取些必要的措施，包括争取财政资金的支持，改善博物馆馆藏设施现状，并直接找了县委书记刘景云，陈述了博物馆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并让文化局写了要钱报告，县财政很快解决了5万元，使博物馆馆藏设施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改善。

      从那之后，由于工作的变动，我再没见过那块砚洗，但“半潭秋月”四个字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有时还在梦中相见。

      今天，有幸瞻读了焦金华、李敦景二位的《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的传奇重现》获奖文章和“半潭秋月”砚洗的图片，那镌刻在脑海里的“半潭秋月”四个大字又展现在眼前，禁不住浮想联翩，竟一下子想起了一句话——还是文字的力量!

      在人生旅途上，我对文字始终是崇拜的虔诚的敬畏的，可以说，文字已成为我生命历程中无可替代的主角。尽管自己不是文字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对文字和语言的专门研究也不搭边，但因工作需要，却天天与文字打交道，或读或看或写，须臾不曾离开。用不免俗套的话说，我对文字的崇拜、虔诚和敬畏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是从骨子里生发出的一种特殊的钟情和热爱。从初涉世事到整个工作的历程，一直都与文字相伴，尤其在那些艰难困苦的阶段，文字成为我走出泥泞困境的路和桥，成为我渴以当饮、饿时充饥、冷而为衣的资本，文字时时刻刻都在赋予给我前进向上的力量。

      我崇拜文字，热爱文字，敬畏文字。

      文字是有温度的。可以说，文字的力量，来源于文字的温度。

      文字的温度绝不亚于自然界中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温度。在人与人和人与事的关系上，文字的温度高则可胜火，低则超寒冰。一段文字，既能点燃人的激情，呈熊熊烈火状；又可冷若冰霜，使人沉入绝望之境。无论亲情、友情、爱情皆如此。

       文字是有情感的。可以说，文字的力量，来源于文字的情感。

      文字的情感不仅蕴含在一部书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即便只言片语，也可抒发表达出一个人乃至若干人的万千思绪。比如，仅一个“爱”字，便可牵出人世间或深或浅或热或冷或喜或悲或亲或仇等等各种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情感关系。一部书一篇文章甚至一段文字，既可使人掩卷沉思，也可使人振奋不已；既可使人泪眼婆娑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可使人暴跳如雷火冒三丈甚至孤注一掷。

      文字是有生命的。可以说，文字的力量，来源于文字的生命。

      文字的生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过程，而是说文字融合与赋能的力量。当文字的生命基因赋予某一事物或事件时，那一事物或事件便有了新的“生命体征”和“延续功能”。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赓续传承，是文字富有生命力的凸显。像苏轼“半潭秋月”砚洗，原本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而正是因了苏轼的题字才成就为珍贵文物。所以，我笃定地认为，文字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穷的，是具有非凡生命力的。

      焦金华、李敦景先生《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的传奇重现》的获奖文章，更加佐证了文字的力量，也同时说明他们二人对文字的敬畏。

      焦金华、李敦景的这篇获奖文章在文字上是下了硬功夫的。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在文字的田垄上精心耕耘的犁痕，而且极其鲜明地展现出了他们是在用文字的春风化雨滋润那块石头，是在采撷了文字特殊的生命基因继苏轼之后再一次赋予了那块石头以新的生命意义。藉此，“半潭秋月”砚洗在诸城浩瀚的文物中必将会从寂风寡雨的境地而得以伸展新的枝叶，也必将在诸城大地上由鲜为人知的不见经传中绽开新的蓓蕾。

      据我所知，苏轼在密州（诸城）写下了二百余篇诗词文赋，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名篇佳作更是脍炙人口，但真正可供观赏的实物尤其是真迹真物却不多，我想此砚洗应是一件。焦金华、李敦景《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的传奇重现》的文章能获得省级大奖，使诸城市“让文物讲好中国故事”在山东争得一席之地，为诸城文物提升“颜值”走向全国，让馆藏文物“动”起来“活”起来迈出的可喜一步和赢得的新的契机。在此，我和诸城人及全国爱好文博事业的朋友，应衷心感谢焦金华、李敦景二位先生的文章，还有于建学先生等发现、整理与捐赠此宝物的奉献者，向他们深表敬意！

        附：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的传奇重现

                 焦金华    李敦景

      苏轼题铭的“半潭秋月”砚洗，系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这件砚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在密州（治所今诸城）的爱民情怀和文学成就。

      在密州任职期间，苏轼关心民众疾苦，全力以赴组织灭蝗治蝗、抗旱救灾，严厉打击危害百姓的盗匪，政绩斐然。在文学上的成就尤为突出，两年共创作诗词文赋二百余篇，内容广泛，涉及到国事民生、风土人情。千古传颂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超然台记》等名篇佳作，均诞生于密州。

      说起砚洗“半潭秋月”的来龙去脉，有一段漫长的鲜为人知的曲折历程。

      北宋熙宁七年（1074），苏轼从杭州通判擢升密州知州，十二月三日到达密州。苏轼来密州之前，闻知盖公⑴为乡人贤者，推崇其“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的治国思想，赴任后，在密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盖公堂。

     “半潭秋月”砚洗毛坯玉石，是在修建盖公堂时被苏轼偶然发现的。这块毛坯玉石，石质温润，形似弯月，池中碧水嫦娥，相映生辉，苏轼即兴题铭“半潭秋月”，既别致文雅，又寓意深刻。此后，这件“半潭秋月”（ 长64cm，宽45cm，高30cm，池深10-14cm，壁厚6cm）砚洗，一直伴随着苏轼在密州度过了非凡的岁月。

      有苏轼跋文为证：“熙宁七年，余来守密，见此石于盖公堂故址西偏，埋没尘埃中，已作敝踪弃矣。余喜其质温润，稍为琢磨，改作砚洗，亦可为不次之擢。东坡又题。囗（邑）人刘庭式隶并镌。”

      砚洗跋文出自苏轼之手。跋文简要地说明了这件砚洗的出处来历，并委婉地表达了苏轼当时 “亦可为不次之擢”的复杂心境。刘庭式用隶书将跋文镌刻在砚洗背面。

      刘庭式何许人也？与苏轼是什么关系？

      刘庭式，字得之，齐州（今山东济南）人，举进士。苏轼守密州时，刘庭式任通判，是苏轼的副手，后监太平观，老于庐山，以高寿终（《宋史》有传记载）。二人关系甚密，在密州任上，适逢灾年，同甘共苦。苏轼在《后杞菊赋并序》中写道：“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由此可见，他俩是多么情投意合。熙宁八年（1075），刘庭式离开密州。元丰六年（1083），贬谪黄州的苏轼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写下《书刘庭式事》一文，褒扬刘庭式“义娶盲女”⑵的感人事迹，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毫无疑问，“半潭秋月”砚洗是苏轼与刘庭式真挚友情的实物见证。

      时过境迁。“半潭秋月”砚洗到哪里去了？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概没有消息，更不知下落何处。

      那么，这件砚洗是如何“浮出水面”重新发现的呢？

      九百年之后的1986年2月底，时任诸城市皇华镇文化站站长于建学同志到该镇下六谷村调研走访，听说村里有个刻着字的猪食槽子。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一家姓丁的住户，瞥见一块半截类似当地人喂猪用的石质食槽。他近前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有了新发现，石槽正面有字！他用手擦了擦，紧贴着石槽细看，上面刻有行书“秋月” 两个字， 左下方竖刻着“眉山苏轼”四个字。顿时，他眼前一亮，初步断定此物不是普通的石槽，而是苏轼用过的东西，只是不知道这“石槽”是干什么用的。于建学反复端详，越端详越觉得石头是从中间断开的，应该还有另一半。那一半在哪里呢？

      经询问得知，石槽原来是完整的。三年前，村庄搬迁，因为这个石槽，丁家与邻居发生争执，都想要了当猪食槽子。有个村民扛着一把大锤去山里打石头路过，见两家邻居为一个猪食槽子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就说别吵吵了，我给你们分开，说着就用大锤一下子砸成了两半，一分为二。这只是其中一半，另一半在那一家的场院里。

      于建学立刻和村干部一起，来到那个村民家的场院里，果真找到另一半。当把两半石槽石头拼对在一起时，断茬处竟然衔接得天衣无缝。一件正面镌刻“半潭秋月 ”、落款为“眉山苏轼”、背面带跋文的砚洗，就这样完美无缺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可以说，如果没有于建学进村入户多方打听和寻找，这件“半潭秋月”砚洗很可能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两户村民听说这是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给国家。

      很快，“半潭秋月”砚洗被运回诸城市博物馆，经专业人员精心修复后再现了昔日的光彩，成为馆藏珍贵文物。

      话又说回来，姓丁的这户人家是怎么得到这件砚洗的呢？丁家人说是祖传的。根据有关资料考证，“半潭秋月”砚洗确系丁氏家传之物。

      丁氏为诸城望族，在明、清两代与臧、王、刘、李四家并称“诸城五大家族”，其先人或为朝廷官员，或为文化名士，声望显赫。官至监察御史的丁惟宁（近年来，《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后来居上，越来越得到学术界认可）、《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等，是丁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苏轼题铭的“半潭秋月”砚洗就是其后人丁昌燕家传之物。

      丁昌燕（1863-1937），字师汝，号剑虹居士，诸城市皇华镇下六谷村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入翰林院编修，曾任四川省大足县知县，政声颇著，因同情农民起义被革职。回归故里后，丁昌燕继承祖上的书香文脉，喜文好古，热心文物收藏。应该说，“半潭秋月”砚洗能留传到今天，丁昌燕功不可没。

      1992年9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的第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诸城市博物馆提交的“半潭秋月”拓片引起轰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砚洗正面所书“半潭秋月”与“眉山苏轼”行笔浑厚，潇洒豪放，是苏轼的真迹无疑。况且，从命题的胸襟和气度看，字如其人，非苏轼莫能为之。从此，苏轼“半潭秋月”砚洗声名鹊起，慕名参观研学者越来越多。

      苏轼“半潭秋月”砚洗的曲折故事，着实让我们感叹不已！值得庆幸的是，这件砚洗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注释：

     （1）盖公，汉初胶西人，精通道家学说。胶西，古郡国名，宋属密州辖境。

     （2）义娶盲女，语出《书刘庭式事》：“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

      （ 焦金华，诸城市博物馆； 李敦景，诸城市恐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