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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生:孙犁的妻意
    • 作者:李木生 更新时间:2024-01-02 10:05:07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9366
    [导读]选自2024.1《百花洲》杂志。木生老是孔孟之乡独立的文化旗手,新年伊始,选发此文,以表敬意!


        一落黄泉两渺茫,

        魂魄当念旧家乡。

        三沽烟水笼残梦,

        廿年嚣尘压素妆。

        秀质曾同兰菊茂,

        慧心常映日月光。

        老屋榆树今尚在,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犁《题亡人遗照》


    二十多年前,林贤治曾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书中这样评价孙犁:“正是母性的乡土感,博大、深厚、柔润,滋养和造就了散文家孙犁。”这个“母性的乡土感”既是安平县东辽城村、白洋淀、晋察冀、乃至中国北方,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尤其是让孙犁“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程度”的女性们。而在孙犁的这个女性系列长廊之中,他的妻子有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占着第一的位置——既是生命所托、生活所系、情感所钟,又是他文学的源泉之一。

    《亡人逸事》当然是孙犁的传世佳酿,其朴实到极致又情深到极致的行文,世所罕见。其实,在孙犁的全部作品里,关于妻子,有着难以尽述的众多的记载与忆溯。前期的《荷花淀》《嘱咐》《丈夫》等名篇,直接地套用着再现着妻子的形象与对话。而在他后期的“耕堂劫后十种”之中,更是密集地写到妻子,全部或重点写到妻子的篇目就有《报纸的故事》《新年悬旧照》《包袱皮儿》《从维熙小说选序》《三马》《住房的故事》《火炉》《爱书续谈》《书信(摘录)》《移家天津》《善闇室纪年摘抄》《鸡叫》《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续弦》《记邹明》《无题》《暑期杂记:捐献棉袄》《庸庐闲话·我的起步》《耕堂读书随笔: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宋贤遗翰》《致葛文》《孙犁文集自序》等22篇。让我惊异与感动的,是在我对他晚年的10部书做过摘录与统计之后发现:提到或描述过妻子的,竟有68篇文章之众(包括书信)。

    让我们缓缓地叩开孙犁的妻意之门,也打开这颗充满着爱的诚实的心——


    《亡人逸事》的细节力量


    全是细节复活而出的画面,家常却又跳动着鲜活的脉搏,将两个曾经风雨同舟了四十年的生命,平实而又再难分割地融铸在一起。

    以“非常偶然”的“天作之合”开始,竟预示着一个必然的生死与共的过程与结果。“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从“天作之合”开始学习认字,对于有志于文学的孙犁与文盲的妻子,都是新鲜而充满喜悦的。孙犁是最钦服鲁迅的。鲁迅曾经向朱安的家庭提出过学认字与放脚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回应。而且相对于朱安的干瘦,孙犁的妻子又是一位肤白而丰腴的姑娘——他们的小女儿孙晓玲这样描绘妈妈:“稍圆的脸盘儿、双眼皮大眼睛,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待人亲切乡音极浓。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她记忆力不错,语言特别丰富,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口又风趣生动。”

    这个美的姑娘又是有趣的,那条大辫子,那身“花枝招展”的衣服,那双“用力盯了我一眼”的相亲场面,都给孙犁留下了一生不能磨灭的印象。这个美而有趣的姑娘,又是有尊严的,“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尊严的前提是平等,孙犁从开始就给了妻子这样的平等,何况还有慢慢长得丰满的爱。

    孙犁还以充满情趣的笔致,记下妻子的两次“哭”,如其中一次是回娘家向自已的父亲“哭诉”农忙季节起得太早,“颇以为苦”。当父亲听到婆婆为了让儿媳妇多睡会起得更早,则反问:“那你还哭什么呢?”。一个细节,既说了妻子的娇、母亲的慈与岳父的通情达理,当然还暗示着这对小夫妻之间无话不谈的融洽。孙犁更多的还是体贴,用了三个细节体贴妻子的艰难与牺牲。孩子多穿衣难,妻子便学会了纺线织布,“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闹日本令家境陷入更大的困境,是妻子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集市“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却“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几个孩子全是妻子拉扯成人,“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

    借老友李夫的话,孙犁确认妻子便是自已文学语言的“第二源泉”。越是“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越让他的思念与日剧增。这种思念,既是夫妻间的留恋,又是文学的怀想,日思夜想,梦便成了这种留恋与怀想的夜以继日:“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于是,妻子临终前的那“一丝幸福的笑容”,也便成了他孤独甚至逐渐有了些许幻灭感的晚年中久长的安慰。从“天作之合”开始,至“我们之间的恩爱”结束,这也是孙犁对于他们婚姻的真实而具体的结论吧?而最真切的证实,也是一个引起她临终前那丝幸福笑容的细节:为了让爱美又要面子的妻子做衣服方便,还在北平当小职员的孙犁,就曾买下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妻子的娘家。

    曾经有人评论,说孙犁的《关于丁玲》写了6节,而《亡人轶事》只写了4节,分量似乎有所轻重。其实这是两篇不同性质的文章,很难比较,而且文章的分量是不能以长短来分别的。


    这22篇文字中的妻子


    从妻子称呼的演进,可以感到她命运的轨迹:娘家时的“二妞”,嫁后的“振海家的”(孙犁原名孙振海),为母后的“小平她娘”。但从她五十年代初去天津山西路参加街道扫盲班开始,终于有了自已的名字:王小丽。这个名字是孙犁起的,他告诉孩子们:“你们的母亲很美丽,就叫王小丽吧!”美丽的不仅是仪容与心地,还有语言。关于自已语言的源泉,《孙犁文集自序》中又有更为具体地告白,说这种源泉像“吸吮乳汁一样, 最早得自母亲”。母亲死去,是“结发的妻子”将这几乎“断绝”的源泉源源不断地无缝接续,从而成为孙犁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但是这些曾经的源泉连同源头上的生命,给过孤寂而又常怀伤痛的晚年的孙犁,多少阳光与温暖啊。

    一个作家与自已文盲的妻子,竟发生了那样多关于文字、文学的故事。

    《报纸的故事》平实地记下了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件私房事:从北京失业回家的孙犁想花3元钱订一个月的《大公报》,为阅读也为投稿。首先与妻子商量并想向妻子借钱,他知道妻子有15块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妻子支持订报却不借钱,“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虽不愉快并感到自尊心受挫,却也理解妻子,知道那是妻子新婚时的“拜钱”,给一个个的长辈们一下下地跪下磕头磕来的,“拜三拜,叩三叩”,“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过了些时日,颖敏的妻子还会问“有了吗”,知道自已的丈夫会写东西要在报纸上发表。等到在妻子的建议下,用所订报纸按日期排列起并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将新房的顶与墙重又贴糊一新的时候,孙犁不由地有了这样的感叹:“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

    她那放钱的箱子,也放丈夫的书,“年轻时在家里读书,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对我爱书的嘲笑,有八个字:‘轻拿轻放,拿拿放放。’”(《老荒集·爱书续谈》)即使不识字,能够陪丈夫买书也是他们共同的快乐,值得孙犁精心地回忆与记录。《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不仅有实录,“水浒叶子系病中,老伴于某日黄昏之时,陪我到劝业场对过古旧书店购得。”。水浒叶子就是《陈老莲水浒叶子》,宣纸印刷。当妻子听到丈夫说书中的图画“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时,忍不住与丈夫并肩欣赏起来。孙犁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心爱着妻子,当然就会将心比心地想她的想法:花去那么多并不富足的钱,买了那么多破旧书,还爱不释手地“又缝又补”,就是识字“她也不会喜欢这些破旧东西”。但是对于“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的提问,妻子还是坚定地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无为集·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孙犁直言:“我初学写作时,在农家小院。耳旁是母亲的纺车声和妻子的机杼声,是在一种自食其力的劳动节奏中写作的。”(《曲终集·庸庐闲话·我的起步》)

    甚至对于一些作家,文盲的妻子也会如数家珍。比如说到遭灾的从维熙,她会说“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劫2·秀露集·从维熙小说选序》)?有义愤,有同情,并与痛苦着的丈夫同呼吸。对于丈夫喜欢的同事邹明,妻子也是予以信任与同情。那样的时候,看到同是文人的邹明“拿着刨子,从木工室出来,她差一点没有哭了”,还将很多鱿鱼送给遭难的邹明以表关心与慰抚(《如云集·记邹明》)。

    虽是私情,却也是历史的见证。

    比如那件老伴置办的“我最实用、最爱惜的”棉袄(见《曲终集·暑期杂记:捐献棉袄》)。那时,虽然已经失去了穿新衣服的身份与权利,却终究可在干校披着它劈柴,午间休息时搭在身上“当被子盖”,以至后来竟成了保持最后体面的“外出的大衣”。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件“带着我蒙受的灾难风尘”和“忧患意识”的棉袄,让他永远记得“那一段苦难的岁月”、永远怀念“当时细心照料自己”的妻子。在那样的岁月里,只有妻子知他懂他疼惜他,也只有妻子可以听他看他护他爱他。也许正是储存着这种暖心的亲情,平时就爱惜诸物的孙犁,对这件有着长毛绒领子的棉袄更加珍惜,25年了,“一点没有缺损”。

    《尺泽集·三马》是写怪异时代的悲剧人物三马,更是写苦难中妻子的澹定,并用这种澹定建设与支撑起这个家。他有一本《澹定集》,用在妻子身上最合适。日本侵略者闯进家中,躺在床上正在坐月子,硬是“横下一条心,死死盯着”这个侵入者,直至逼退这个持枪的侵略者。土改时被划成富家,搬她嫁妆时虽然落泪,但在拆房、牵牛此等大事之时,不仅走出走进都不在乎,还对正在拆房的人说:‘你慢点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特殊时期,受辱且又绝望的孙犁曾经自杀未遂,但是妻子忘了自我,只想着留得丈夫,虽吞吐却极其坚定地劝丈夫:“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

    更多的,还是滋润生命并让平凡的日子闪起亮色的家常。

    《新年悬旧照》所记,其实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旧照。他先回顾起抗日年代的岳父家因为他的一张照片,而让一个容貌相仿的青年被“打了个半死”的经历,忆起妻子由此将家中所存孙犁照片“都放进灶火膛里把它烧了”的事情。而新年所悬的这张旧照,是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在蠡县县委机关院里所摄。头戴着一顶延安时发的毡帽,身穿一件新的棉袄。这件棉袄与上一件“购置”的不同,是妻子用孙犁当小学教员时所穿的一件大夹袄改制而成。这是在经过8年抗战,家庭已经极度“匮乏”的情景下,妻子心疼聚少离多的丈夫而在严冬的寒夜赶做出来,更让享受着棉花之暖与妻心之热的孙犁,这件棉袄也就有了一种终于“和家人也算是团聚一起”的感觉。这篇文字写于1981年的12月,题目上有一个“新”二字,文也与此相呼应:“晚年见此照相,心里有很多感触,就像在冬季见到了春草春花一样。这并非草木可贵,而是时不再来。”将极深的情藏在极淡的文字中,看似不动声色,读已令人落泪:“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观此照,还隐约可以看见她的针线,她在深夜小油灯下,为我缝制冬装的辛劳情景。”仅700字,竟有如此容量与感人肺腑的力量,当代作家,只有孙犁能够为之。

    一年又两个月之后,孙犁又写下《住房的故事》。讲为了盛放妻子的嫁妆而将房的隔山墙往外移的事情,主要叙述了夏雨之后大梁“朽败”,一家人午睡时的险情。“忽然大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喊叫我,差一点没有把我砸在屋里”。接着是精彩的对话:“事后我问她:‘为什么不先叫我?’她笑着说:‘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这让孙犁得出了与鲁迅所见略同的结论,也是透着酸甜味道的结论:“对于女人来说,母子之爱像是超过夫妻之爱的。”还有那个白底紫花日本人造丝的“包袱皮儿”,也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岁月。他好书,她好布,50年过去了,孙犁还在一笔一画地还原妻子那时的情景:“她很高兴,说花色好看,但是不成材料,只能做包袱皮儿。”(《老荒集·包袱皮儿》)一个人想着喜爱它、使用它却已经故去十年的妻子,当然是难以入眠了。“艰难入睡”,却又“梦见我携带妻儿老小,正在奔波旅行”,梦里那是无边无际的滔滔洪水呀,为了一家人的安危,孙犁便又惊醒在茫茫的夜色中。《陋巷集》中的《善闇室纪年摘抄》,不仅记着他们的订婚与结婚、妻子的怀孕与生产,更记下1937、1941与1945年的三次奔家。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却也有着不惜危险而执着赴家的浓郁的家庭观念。“妻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我们,迅速站起回屋”,是1941年那次回家的情形;“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是1945年孙犁连续步行了整整14天、终于在第14天的黄昏才赶到家中的现场。特别珍贵的,是《善闇室纪年摘抄》还记下了1946年将妻子与两个孩子接到部队驻地的事情,其中送妻子回去的大车上的镜头尤其感人:“天冷,妻把一双手,插入我棉袄的口袋里。夕阳照耀,她显得很幸福。”而《移家天津》,则近乎琐碎地记载着妻子拉扯着两个孩子从老家奔赴丈夫的艰难,还有艰难中再也难忘的幸福与欢乐。一个奔赴,一个迎接,终于在唐官屯店中一张破席的炕上,夫妻与孩子眠在一处,“荒村野店,也有爱情”。一到天津,孙犁便为妻子买下两丈蓝布,欣喜的妻子,终于在自已的家里为自已“缝制了一身新衣”。这也许,比做新娘时还要幸福吧?那时还有未知,此刻却是患难中的深爱。孙犁说“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这屋顶上的炊烟,是北方的土地与民众,是父母孩子,当然也是那个世上最疼自已的妻子。

    在这22篇文章中,《火炉》与《曲终集·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是特别的,没提妻子,却句句都在说妻子,说妻子的好与妻子的难。“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你,既然饥饿难挨,又当众出丑。且好心相劝,屡教不改,女方提出离异,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这是说妻子的难;“以后见朱买臣饥寒,还对他进行帮助,证明这位妇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这是说妻子的好。《远道集·火炉》更是念念都在妻子身上,“它伴我度过了热情火炽的壮年,又伴我度过着衰年的严冬”,“它伴我住过大屋子,也伴我迁往过小屋子,它放暖如故”;“火炉,我的朋友,我的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幼年读过两句旧诗:炉存红似火,慰情聊胜无。何况你不只是存在,而且确实在熊熊地燃烧着啊”!


    点滴汇聚的湖泊


    坦白与诚实,是孙犁做人与为文的基本风貌,更是他情感经历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对待妻子,在坦白与诚实之时,还有赤裸的自省与忏悔。“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亡人轶事》)。在《曲终集·无题》中,孙犁直言对革命与工作完全的问心无愧,但是对于“老父老母,青春发妻,幼小儿女,一生之中,对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忏悔,痛苦”。他甚至想到已经在冥间获得彻底解放的妻子的“责难”,而且“他将无言答对,无地自容”。对于曾经令亲人“焦虑、感伤”的“错事、鲁莽事、傻事”,之所以在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就是要“作为临终前的忏悔”(《如云集·谈镜花水月》)。

    三十年代,曾有一个叫王淑珍的女学生,“眼大而黑,口小而唇肥,声音温柔动听,我很爱她”,写过“很长”的信,说过“那么多热情的话”,是“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以上见《陋巷集·善闇室纪年》《老荒集·书信》)。四十年代是一个叫“梅”的闯进他感情的海滩,梅也是他的学生,“共过患难的,一同走到延安”,正是“大家都已离家七八年,战事还不知何日结束,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存亡,也难以断定”的时候,但是答应过梅的孙犁还是坚定地“变卦”中止(《曲终集·忆梅读<易>》。五十年代,在青岛病疗,一位护理员,“腼腼腆腆”的农村姑娘,“长得也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她曾给他母亲绣的鞋垫,他曾给她买过秋凉时的棉袄,孙犁从青岛移疗太湖,在可怕的寂寞里,还“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

    但是这些,都即起即落,虽然仍以温热的情感与美好的颂赞回忆她们,却已不再有波澜。潮落的力量,是他的身后有一片宁静而又阔深的湖泊,他与妻子共同酿蓄而成的生命之湖。当然,还有他看清历史全貌后的通脱,更是一种文学的良知,一种将时光与灵魂裸呈的良知与胆魄。此处,孙犁是仅有的。这种毫无掩饰的坦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洁净的卓然独行,更是对于妻子热忱之爱的另一种表达。

    1944年的秋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从笔记本上小心地撕下一整页纸,蘸着心上的血,给饱经战火的家庭,写下一封“万金家书”:正面是写给父亲,背面则写给妻子,“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三十九年后的1983年10月16日,孙犁这样写道:“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写下那封“万金家书”两个年头之后,妻子告诉步行了14天终于回到家的丈夫:“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40年的时光,将这封家书的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磨得锃明瓦亮,“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老荒集·书信》)。

    所以他在太湖,警觉到蚊蚋赴网、飞蛾投火的不妥,并看清是一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的“萍水相逢”。有身后那片宁静而又阔深的湖泊,本是优柔寡断的他,也便有了决断的力量:“把她送我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她给我的一幅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捡了一块石头,包裹在一起,站在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处抛去。”(《陋巷集·病期经历》)

    这封“万金家书”,是通向孙犁情感世界的一条正门。文盲的妻子与妻子抚养的子女、侍奉的父母,是孙犁精神与情感的真正所系,他是从这里走向晋察冀、走向整个民族与民族所赖以存活发展的大地。延安时期,沙可夫见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独处,问他是否把家眷接来,孙犁最知妻子的分量:“彼不知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秀露集·<善闇室纪年>摘抄》)

    妻子于苦难中去世之后,孙犁曾经与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堂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张保真有过5年的同居生活,从1971年10月至1976年。其实,从1970年10月至1971年8月,仅10个月时间,光是孙犁就热烈地写给张保真112封信,多达10万余字。可谓老树新花,明丽而又热辣。他一定想到过这是他值得纪念与保存甚至将来会出版的文字,才精心地装订成5册。但是这些附丽着情感与时代真相的文字,这些“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的文字,到底还是“后因变故,我都用来升火炉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老荒集·书信》)。在《如云集·续弦》一文中,孙犁还细数了为了这次婚姻而竭尽全力的情形,黄昏踟躇,披星戴月,风沙摆渡,甚至病倒在为张保真奔波途中的禾场上,但是到底还是分手。就是谈续弦,他还是要不能自已地说起那个相依为命的妻子,“因为孩子们没有经验,置备的装裹又很简单,妻长时间露面躺在停尸板上,我从口袋掏出一块旧手绢,蒙在她的脸上,算是向她作了最后的诀别”。初说不能罢休,还要再说:“老伴从二十一岁以身相许,那时彼此有多少幻想。四十多年,经历了无数艰辛,难言之苦,最后这样相离而去。”

    写下《续弦》3个月后的1988年10月17日,他与郭志刚有过一次谈话,更是确凿地讲:“我觉得,只有我那个天作之合并主张从一而终的老伴,才能坚忍不拔,勉勉强强地跟我度过了一生,换个别人,是一定早就拜拜了。”(见《如云集》)

    他一定会在孤单无依的时候,常常地想起妻子与他共同度过的那漫长而又琐碎的一切,那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的一切。

    那件因为盛着米面而幸存下来的“明瓷”,就是妻子从娘家带来的;有了稿费,丁玲等北京的文友劝他在新的首都买一套四合院,是妻子阻止了他,他知道那年土改家中的房子被贫农团分了拆了,“她伤心了”;自已大病之时,是妻子时刻地陪着,那一个鸟笼两只玉鸟就是妻子陪着他在鸟市买下的;那些被虫蛀残破的书套,是用妻子包袱中存下的同色旧布头打好了无补丁,并睹物思往,“不只忆及亡人,且忆及一生颠沛,忧患无已”;十柜书全部被抄走,只有老伴知道书是他的性命,因疼丈夫而与丈夫一起难过;是妻子为他不只做了一件棉袄,还有她用自已织染的黑粗布,为丈夫做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做起来很吃力,有几次把她的手扎伤”;在外地教书做事,是妻子接过母亲的班,数着鸡叫三遍才舍得将丈夫唤醒,这“是伴着晨星,伴着寒露,伴着严霜的,伴着父母妻子对我的期望”的鸡鸣啊;见丈夫只知“絮絮叨叨”地说自已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是妻子在枕边交待他“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为方纪的散文集作序,还记得妻子的话:“你们就像兄弟一样”,说到与方纪曾经的争吵,又写下被泪水浸湿的文字,“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 听不到她的劝诫了”。

    战争年代,妻子拿他的书“烧火”,和平年代,重病的妻子又将丈夫的本子、信件还有照片“投进了火炉”——丈夫问她:“‘你拿我的书烧火,就不心疼吗?’她说:‘怎么不心疼?一是你心爱的东西;二是省吃俭用拿钱买来的。我把它们堆在灶火膛前,挑挑捡捡舍不得烧’。”但是不烧就太危险了,会危及家人的生命,妻子也就“合眉闭眼把它扔进火里去了”(《晚华集·装书小记》)。

    在延安的窑洞的一盏油灯下,孙犁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荷花淀》,也写下对于已经暌违8年的家乡、父母、妻子的思念。在孙犁的封笔之年1995年,孙犁写下过这样的句子:“佯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曲终集·甲戌理书记》)这是绵亘了一生的思念。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妻子就是那朵彩云,一直陪伴孙犁从青春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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