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0日，我在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颁奖晚会上发表了获奖感言，我说我要下定决心去做个电影人，做不成电影人也要做一个爱电影的人。我还记得我的感言感动了好多电影前辈和电影观众，后来，中央电视台和北京青年周刊等多家媒体也报道了我发表获奖感言的消息。我真的很感动 。一个苗家孩子的一点获奖感言就那么被关注真是我的福分。我一直感激社会上的那些深爱着我的那些人。那么，接下来我想谈谈我爱电影的理由。爱一个人可以不需要理由，但对于我而言，爱电影是有理由的。

　　说起电影，得从世界电影艺术创作的开始说起。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和他哥哥首次公映了自己拍摄的《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12个短片。公映获得极大成功，并很快轰动法国，传遍世界；这一天便被电影学家认定为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卢米埃尔也因此被誉为“电影之父”。从此，电影就这样作为世界文明史上最年轻的一门艺术。 电影，从没有声音发展到有声音，从没有光学的进入到有光学的进入；一点一滴慢慢地走向成熟，走向完整。我一直认为创造电影先河的那些人是我很崇仰的人。

　　他们在电影诞生之初就通过各种办法如利用幕后说话，组织歌唱家配唱等，试图让电影发出声音来。然而这些努力却不能解决“伟大的哑巴”说话问题，直到光电管出现，能够使声波与电池波相互转换电影艺术才可以真正获得声音这一元素。1927年10月，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的出现，标志着有声电影的产生与默片时代的结束，经过众多电影艺术家的努力，电影艺术才于20世纪末真正获得了声音的艺术元素。 于是，电影便开始从西方传播到东方，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发展起来。

　　之后，在历史的进程中，聪明的人类，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们便懂得用电影来传播精神，进行革命。于是电影也就成了一种革命的武器。许多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灵魂及命运便通过电影活生生地呈现人们的面前。电影需要文学，戏剧，音乐，人性学等汇集而成。它是又是一门高难度和高深度的艺术学问。它的生产制作投资大于所有艺术门类的生产，它需要很多人的心血和劳动才能制作成功。它不属于一个人的，它属于一个团体的，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团体。

　　第一部中国电影的诞生，是在1905年，是在当时的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第一部中国自己的电影，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和戏剧界的名流过从甚密，多年戏装照片的拍摄，也使他和京戏有着更深的渊源，因此，当他着手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将戏曲搬上银幕就成了第一的选择。从第一部中国电影诞生起，中国电影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一个漫长的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人一代一代地交替着，用他们的热血和才华书写着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草创时代的艰难，还是30年代的繁荣，40年代的辉煌；无论是建国初期的意气风发还是文革中的萧条与暗淡；无论是80年代的反思还是之后的振兴，都倾注了多少人共同的执着和渴望。

　　作为中国电影的组成部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以各自的风采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并更多地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赞赏，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港台影人对中国电影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经济发达的香港，电影制片业也非常发达，产量居世界第四，仅次于印度韩国日本。从1913年出现香港自己的影业至今，香港已经拍摄了8000多部影片，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如按人口比例进行计算，香港影片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中  国大陆的电影产量是很不理想的；有些国立的电影制片单位一年几乎拿不出一部戏来，愧对于党，愧对于人民，愧对于时代。

　　台湾电影在中国电影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01年，台湾就放映了第一部电影，比大陆的电影放映还要早一些，但它拍摄影片的时间却比大陆晚了不少。可喜的是，今天的台湾电影并不因起步迟缓而被抛在时代的后面，而是以独特的本土风格正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在台湾，我很称赞侯孝贤等影人为了拍电影而卖掉自己的房子。

　　我出生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成长在一个苗族山村，生活在一个祖祖辈辈都以耕种为事业的农民家庭。所以我懂事的时间比较晚；我接触电影的时间也比较晚。电影原本对我是一门很深奥的课题。我从来认为自己只能看电影不能谈电影。当我的眼光渐渐被生活的磨难变得稍微成熟的时候，我便开始想谈论中国电影来了。

　　我16岁那年，正在县城读初二，因家穷没能继续上学，于是便跟随父亲上山烧炭，挑木炭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去市场上卖。有一天，我和父亲的炭在街边久久不能卖出，我和父亲的对面有一个卖光碟的地摊，地摊旁边有一个黑白的电视机在播放着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片段非常感动，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电影里的小同学也能有那么好的一个老师来找我去上学。于是我把卖炭的一点钱买下那个光碟从镇上寄去县城给我的老师；几天后，我的班主任老师龙家熙先生和副校长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来到我们村叫我去读书，我便因此有幸回到了课堂去。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发现电影是一种很神圣的东西。要是没有那部电影，我现在一定和我的父辈们一样在山里以耕种为职业。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北京电视台导演张毅约我去北京青年宫接受访谈的时候，张毅导演和青年宫的陈晓燕老师介绍说：“你现在坐的贵宾席就是当年张艺谋坐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就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的。”我看见墙上挂有张艺谋老师和魏敏芝的照片，我很激动。我很敬佩张艺谋老师的地方是拍最基层的人物和故事也能反映出时代风貌和讴歌历史。是他把中国的农村的最宝贵的一面通过光影展现给世人看。

　　我常常到民间进行过采访考察，发现在少数民族地方有很多值得拍成电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很多老百姓希望通过我传达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拍成电影来展现给世人看，他们不希望自己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成为世界遗忘的角落。我的老师著名导演、大型电视艺术片《中国电影巡礼》和《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巡礼》制片人/导演徐峰先生告诉我：真正的艺术在民间。我至今一直没有忘记先生对我深刻的教诲。

　　我的徐老师他不是少数民族人，但他一直把大量的智慧和劳动奉献给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建设事业，他淡泊名利，默默地在电影事业的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他监制和策划执导的北京民族电影节已经正式成立并给众多少数民族影人颁奖。他还制片导演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巡礼》，采访了许多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家。他对少数民族电影事业的推动和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有更多的像徐老师这样的人。徐老师在我的心里是伟大的。他的办事作风和高尚品格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在他的工作室墙上，挂着“走向民间”几个毛笔书法大字，我看出这四个字徐老师而言有着深刻的含义。或许，那四个字就是他坚定不移的工作信仰。

　　我强烈的希望中国电影人的创作方向能更多更快地转移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去，应该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重要建设。电影人们可以把它当成一项重要工程去发展，通过光影的形式把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来展现给世人看。因为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激发全民文化创造力和提高文化软实力，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

　　为了将自己也能投身到中国电影事业之中去，为了将自己变成一个挖掘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我下定决心要去国家文化部门申报成立自己的一个影视制作单位。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电影事业献一份力量。正如伟大作家路遥先生所说的“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如果文化部门批准我的影视单位成立，我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把苗族姊妹节的传说制作成电影。苗族姊妹节的传说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爱情故事，具有神话性和民族性，更具有艺术性。我一直认为，梯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故事应当建立在造田先辈们身上。从人类贫穷落后的历史上来看，梯田的建设与万里长城的建设一样，用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生命筑成的。造田先辈的精神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姊妹节的传说以爱情的波折和幸福为主线，它展现的是一个民族在远古时代是如何生存过来史诗长卷。在此，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此刻，我仿佛又再一次听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经纬女士在面对着观众说：“希望社会多多支持刘吉贤龙！”是的，在电影事业上，我就是一个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婴儿，还需要人们的扶持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