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靠语言活着。诗人是语言的玩家，有赢家，更有输家。诗人与语言的关系，不能不说，又几乎说不清。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洛姆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词语不是语言”。搜索了一下，这句话源于特朗斯特洛姆一首诗《自1979年3月》：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碰到雪地里麋鹿的痕迹。

语言而不是词。

上文是诗的原文，译者为李笠。李笠在特朗斯特洛姆诗歌全集的序文中还说：“《自1979年3月》无疑阐述了诗人对诗的观点：诗是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再认识（如分析、雄辩、夸夸其谈等等）。它揭示现实世界里的神秘。这神秘是语言，而不是词。”序文中，还有李笠与特朗斯特洛姆的一段对话，照录如下：“问：诗的本质是什么？ 答：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到底哪个哪里是原文原义，同一文中同一作者，都有出入，何况文外他人的理解？词，词语，语言，三者之间相近也相远，但语境不同，其意义又不同了。“词语不是语言”与“词而不是语言”也不完全相同。

后来又读到北岛翻译的：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面八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短短六行诗，两个翻译者竟有七处不同。北岛毕竟是诗人，他的翻译更好，尤其是“词并不是语言”，一“并”一“而”，确有差距。用转折词“而”，生硬牵强；用“并”，顺势回答了上半句，自然妥帖多了。最后一句中用“而”，就水到渠成了。

   托马斯·特朗斯特洛姆，2011年80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于坚说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北岛就深受托马斯的影响，他是最早翻译托马斯的作品的译者之一。隐喻、深度意象，在托马斯的诗歌中是对存在的直觉，是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无忧无虑者对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直觉，沉思，他的感受是本源的，与他的生活世界和对世界的态度息息相关，他想象世界，但不是空想世界，他的想象力的美是有具体的“象”作为基础的。

   拍拍脑袋，我尽力想与与这位洋诗人观点相近的中外诗人。

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

艺术在死亡，因为艺术消融于哲学之中。当艺术嫁给哲学，艺术就走到尽头。当诗歌靠近哲学边缘就靠近了危险。——黒格尔。

一般来说，一件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在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变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戈蒂埃。

关心生活和道德的艺术是谎言的衰朽。艺术的形式拯救了生活形式的贫乏。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抽象的装饰。形式就是一切。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一切坏的艺术都是返归生活和自然造成的，并且是将生活和自然上升为理想的结果。——戈尔德。

用直觉和想象来创造事物之外的真实。——兰波。

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玛拉美。

诗歌具有一种惊人的特质。它能使一个字恢复它那原始的处女般的清新。一个损坏得最厉害、说俗了的词，即使对我们已丧尽了形象性，只是当做一个语言的外壳留存下来，但一经放到了诗歌里，便开始发出光彩、声音和芳香来！——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诗歌产生于语言，通向某种超越语言的东西。——帕斯。

   废话诗教主杨黎与倡导诗歌多元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韩东，曾在21世纪初对诗歌与语言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迄今为止，诗人之间关于诗歌之本性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度的严肃的对话。

   杨黎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即世界，语言是有用的，而诗歌是无用的，诗歌因此是对语言的超越，它在世界之外。因此，杨黎用“诗啊，言之无物”这句经典的废话理论概括了他诗歌写作的全部哲学，即从语言到诗歌，从有到无。“诗即形式。诗肯定不是一种文化现象。诗与文化无关。文化是我们现有的存在，诗应该是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和企图。”

   韩东首先质疑杨黎的这一理论是一条知识分子的标准，它同样可能成为教条。韩东认为语言即世界的这一论断只是在认识世界（准确讲是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层面是天才型的，而在人存在于世，人体认世界万物，包括超自然的存在者层面，则是不适用的。语言即世界所意味的我永远也无法说出本来没有的东西因而将超自然排除出了思想的领域。韩东继而提出了自己的写作哲学，即超自然——世界——超自然的三段式，超自然的存在从绝对的一（即无）中创造了世界，而在世界中的我们又通过泯灭自我的方式达到与超自然存在的沟通，从而回到超自然的绝对的一（即无）中，此过程因此是从无到有再回到无，而诗歌扮演的正是这一中介。诗歌对于个体写作而言并没有一条至法，而是对于每个人而言都不同的，只要写作者他足够天才，能够沟通有的世界与无的超自然。

小海说：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些年的摸索，我的诗歌语言从最初的口语写作走到了口语指向书面语的一个相对开阔的中间地带。比较形象的描述是，我需要既保持口语的鲜活性，又要有一定的生涩感，保留一些难度、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可以给我更多创造和自由发挥的余地，给自己制造一点紧张度和意外，从而保持语言的张力。换另一个说法就是：我一方面要努力保持个人的语言面貌，同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早使语言格式化和平面化。过于强调诗歌写作的技艺和难度，或者去寻找一种具体的参数对照，使我们有可能会落入语言的陷阱。加强诗歌叙事因素，增强“及物性”，还是“消除语义”、“冷抒情”、“零度写作”，都仅仅是作为技巧、手段，最终也只能是归于方法论的一种立场而已，对它的迷信即是对诗人自身创造能力的怀疑和嘲弄。诗人仅仅把语言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危险的。诗人不是语言的奴隶。。

于坚曾提出了其著名的诗言体和拒绝隐喻等论题，他的主要目光其实就是放在诗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而不是诗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诗言体的体到底是什么呢？于坚反复强调的是存在和现实世界，是已经如此，而不是应该如此，前者是体，后者是价值，是体的隐喻，是志，是末，而不是体本身。体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想象的世界，也不是彼岸的世界，而只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拒绝隐喻作为于坚最看重的怎么写的基本写作方法，就是要回到体，回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于坚的这一论题曾经在历史过程中，针对朦胧诗和知识分子写作（这一语词在历史论争中已经有了其别样的含混的含义，而不是指读书人的写作，如知识分子胡适的写作）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它是对于朦胧诗以及之后的一些知识分子写作所进行的汉语世界里最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另外也包含了他对中国汉语诗歌自身的当代理解。

对于坚来说，诗就是言说这个世界的，而对于杨黎和韩东来说，诗是要超越于这个世界，而达到无的，对杨黎是语言之无，对韩东是超自然世界之无。面对这一分歧，如何来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诗最根本的体乃是语言！世界是在语言中向我们敞开的，包括超自然世界也是在语言中作为不可说者向我们敞开的。这意味着：世界的意义是在诗之中现身在场的。诗并不是去站在世界的外面，带着审视的眼光描摹或者表现一个世界对象，而是它召唤并敞开一个世界，以致最后诗自身成为世界自身。这要求着诗必须深入世界，并且能够给世界命名，指出世界的意义。因此诗就是生活在世界中，并从世界中出来，然后更好地回到世界中去！而且，只有完成了这一循环，即“在世界—不在世界—回到世界”的三段式，才能真正抵达世界。诗既不是抛弃这个世界，而寻找远方，生活在别处，也不是固守于这个世界，捍卫一切旧有程式，而是去经验现实世界中的理想世界，去经验此生活世界中的诗意，去经验有中的无。

现代禅诗的发起人与代表诗人南北，过着诗禅双修，渐修顿悟，山居素食的生活。他独创的六行体现代禅诗，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禅能够引领诗人实现生命和世界的合一，禅境亦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诗为呈心，要具备呈现心性的智慧和能力，需把心从物的世界和理性思维里解救出来。这样，心，才能独立，才能自由。也只有这样，心，才可以本真地自然呈现自己。在禅者的眼中，世上的一草一木都具有世界的本性，所有事物内部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诗人的心灵融入了这样的境界，看到事物内部的容颜，那样的时刻，诗人神通万物，心映整个世界的本质性存在，生命的美好和幸福感无与伦比，这就是禅和诗相契合所抵达的生命诗境。途径通感，感受到心通自身、心通自然的诗美。淡远心境和瞬间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和领悟。身心与大自然相融，是禅者永远追求的境界。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和万物相同，和天地神意相通。热爱自然，坚守着回归自然，体悟自然，皈依自然的审美追求，是对现代物质至上的精神和思想的反拨和超越，并努力使诗歌接近了生命的本源。诗，自然，简朴，平常，又意味无穷，表达出一种超然物外又不离世间的禅境，达到了外在形式的现代和内在禅味的合一。自然而然化现代的技法于古典的韵味中，诗含蓄又明朗，清新又朦胧，禅机禅理含而不露，情感处理收放自如，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化境。中华文化可能又一次涅槃，中西文化终于并肩而立。

语言与词的区别，可有这样的参照：词如成语，术语，修辞，形容词，副词，意识形态化词，是抽象的，约定的，概念化的，书面化的，程式化的，僵化的，含混的，歧义的，文化的，历史的，重复的，别人的，死人的。语言是感性的，现场的，鲜活的，直觉的，本源的，明晰的，形象的，精确的，带呼吸的，有体温的，自己的，有创造力的。

回归与还原能找到语言？还是祛蔽能找到语言？

非非主义的两次实验都失败了。1986年—1989年为“前非非写作“时期，主要理论标志为反文化、反价值和语言变构，作品一般具有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的特点；1989年以后为 “后非非写作”时期，其写作基点是：“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全力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失败的原因在于，其观念与作品脱节，或者说其作品无法验证其观念。

作为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杨黎，早已主动告别非非而开始“废话”，他手握两种使词致命的武器“拒绝比喻”“拒绝抒情”，直观直接具体而又有操作性，已显示出强大的杀伤力。

现代禅诗写作，悠然见到的自然——诗意，语言复活了？

纯粹写作有没有？如果有，它也是回归语言的极佳方式之一。什么是纯粹写作，云南大学诗人教授李森一段话，可能触及到了这一话题：一种是价值观写作，另一种是纯粹写作。二流以下的诗人，其写作一般是价值观写作。价值观写作属于社会学的写作、伦理道德的写作，总而言之属于意识形态的写作。对于沉默的、无穷无尽的、无限蹉跎的天地万物和没有被玷污的个人心灵与心智而言，任何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逻辑书写，都是语言暴力不得不制作的“谎言”系统——表达本身就是对本真存在的背叛。“谎言”以看似真诚的的模样假设了一切，又以看似科学的逻辑铺陈、演绎了一切——这是一条人类作茧自缚的不归之路。价值观系统的培育，本质上是朴素心灵和心智生成的文化原罪。李森教授这种控拆般的批判，也说明价值观写作泛滥到了何种程度。其实这种“文革”后遗症，对有人仿佛就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遗传癌细胞，几乎无法祛除。这种目的写作之所以是天真的，就是因为一些人仍把癌细胞看成了救生圈，只好任其自生自灭。我们要做的是增加免疫力或弊而远之，最好是把纯粹写作当成生命写作。

刘再复说：作家艺术家既不能为功名利禄活着，也不能为某种概念、某种主义活着，拒绝这两种活法便有禅性。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中国过去所倡导的所谓“雷锋精神”“螺丝钉精神”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视人的生命存在，更无视人的审美要求。高行健力倡“没有主义”，正是他最清楚地看到，如果作家活在“概念”、“主义”之中，或活在某种政策理念中，事实上就蔑视、糟蹋自己的生命，甚至丧失审美的可能与文学的可能。被概念占据的生命一定是苍白乏味的。

彭先春的话更直接：知识，思想，意义，这些貌似高大上其实在诗歌中最容易显得无聊的东西，是我们远远逃避的。在很多时候，他们更像僵尸。所以，我们的诗歌坚决回避传授知识，灌输思想，更不要说倡导什么意义了。那，诗歌还有什么呢？你会问。语言，纯净的语言。所以，我们的诗歌，就是要剔除文化，剔除崇高感，剔除价值观，更要回避知识，回避思想，回避意义。只有语言的诗歌，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也是我们评说的对象。我们更关注语言在诗歌中产生的意趣，甚至奇迹。那些单凭语言就为我们制造阅读快感的文字，我们视为神迹。

外在的争吵，诗人早已厌恶。只有潜入诗的内部，体察诗，寻找诗，诗人才能活出自己。

诗人拒绝现成已有唯一，永远走在寻找“另外的可能和企图”的路上，一旦停下来，他就是自行车，会倒的。

诗歌复兴，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必须共同繁荣，缺了一方，任何一方就不可能繁荣，这有如鸟的两翼，少了一翼，另一翼也无法飞向高空，鸟也成了废鸟。

诗歌批评似乎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传统的直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引进的现代的语言形式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对话·接受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等，都在登场。但就诗人诗作而言，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诗外的批评，要么无关痛痒，要么隔靴挠痒，要么装神弄鬼，就是不见见诗见人的诗本批评。这也是批评危机、批评绝望，诗歌更甚的原因。

因为有了零抒情、零人称，零叙事、零主题，零批评不得不有，不得不出。零批评该出场了。来自诗，回到诗。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机器人写作已成为现实。这表明，零抒情、零人称，零主题，零批评，已有了操作的绝对保证性。

以诗见诗，以诗见诗人，以诗见诗评，以诗见诗论，以诗见诗观，以诗见诗群，以诗见诗派，以诗见诗潮，以诗见诗坛，以诗见诗史。

见，只能靠非常。

人和诗人一样，都靠非常活着。

零批评靠两主义生存：一是唯诗主义，二是唯心主义。

真，是对人格与良知的挑战，也是对胆识与卓识的考验。

真的客观性分解为事实性、全面性、现场感、前沿位。

有时可用西方批评精确、细微的科学分析方式。

存在就是存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与存在的就是错误的一样反动。

语言是存在的存在。

直觉比经验和概念更珍贵。诗意，及智慧和创造性往往在直觉中。

意想不到的惊喜大都是直觉带来的。

有时抓住直觉比激发直觉还重要。

直觉才能带我们攻入诗歌内部。

如果没有创作的体味和甘苦，诗歌内部与外部一样。

于坚说得好：所以古代的诗歌标准就是诗选，诗歌史也是诗选。离开具体的作品，在诗歌概念上空转，是20世纪的风气。20世纪以来的所谓诗歌史写作，只是写枯燥的学术论文，而不是诗话。

庞德说得好：批评不是画地为界或制定禁律。它是提供起点。它可以使迟钝的读者警觉。

理性与细节互生，发现与批评互动，集文学性、文本性、学术性、难度性于一体的评论是我渴望和追求的评论。

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不得不为。

怀疑和批判，绝不无中生有。

以人为本，不能代替以诗为本。

圈子批评、帮派批评、商业批评即溢美批评的症结在于认人不认诗。

人性大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国家性、世界性。诗性大于文学性、艺术性、文化性、精神性、思想性。

零批评视生拉硬套西方概念，卖弄学术知识，牵强附会的所谓学院批评为大敌。

反对，其实就是不想同归于尽。超前或掉队都是反对的战术。

追求直接、简洁、鲜活、刺激。

痛恨做作、玄虚、僵硬、平庸。

批评名家是守株待兔，发现新秀才是披荆斩棘。

形式主义原是追求多样性。

网络是为诗而存在的。诗人上网就是鱼儿掉进了大海。网络是现场与互动的乐园，也是战场与教堂的圣地。

网络是零批评的能源和资源基地。

零批评才是网络时代的诗歌批评。

诗志时代，诗景时代，诗情时代过去了。诗零时代就要开始了。

诗零时代就是诗人时代。这里的人，是与动物并列的人。

网络正在催生汉诗唐诗宋词之后的第三轮汉诗高潮，诗零时代。

诗零时代，一切有走向无的时代，一切将开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