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作家、诗人正置身于复杂的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种“无边的现实”： 崇高的、虚假的、强悍的、迅疾的、莫测的、极度信息化的……汹涌而来。可以说，生活的复杂性对作家的表达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现实、抒写现实，就变成摆在每一位诗人面前的课题。
　　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优秀的诗人们总是将自己的心灵与时代变迁、家国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需要继续诞生有活力、有良知、有方向感的诗人，否则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就容易被消费文化所吞噬、埋葬。基于此，诗人需要建立起两种关联：与词语建立的“幸福的关联”，与无边现实建立的“痛苦的关联”。这种“痛苦”其实是诗人的荣幸与责任，也是语言作为“道德之首”的责任。
　　因此，面对“无边的现实”，诗人们不应该采取“规避”的态度。然而，一些诗人也在积极地书写现实，但这种“现实”却不那么令人感到真切。比如面对一些灾难事件，他们会轻易陷入对灾难的即时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和表达，进行一种娴熟的“日报体”写作。这种写作遮蔽了死者的面容和身躯，遮蔽了人的真实内心。当死亡人数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事件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还有一些诗人，他们执著于对彼岸世界的追寻，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但是，从来不存在一种凌空蹈虚的“超越”，也不存在一种失去了基石的“精神构建”。有些人喜欢说诗歌是“离地万里”的艺术，但它的另一个伟大向度是“掘地三尺”。所以，诗是“根”与“翅”的混合体，是“超越”与“非超越”的一场漫长角力。
　　现在，诗歌远离了“圣言时代”，诗人已不是“世界的立法者”。因此，与其说诗歌是预言和告诫，还不如说是见证与提醒。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诗人们要“把诅咒变成葡萄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生存体验和负面经验进行赞歌式的转化，也不是像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所质疑的那样——描述“直接与恶相对应的那种远非高层次的善”，而是将它们转化为一种语言的、内心的、生存的力量，并且，在说出足够多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面对“无边的现实”，我们需要杜甫式的诗人，需要穆旦所说的“时代作品”。穆旦在给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
　　作为灵魂的客观物，一种向内、向外的艺术，今天的诗歌，是这个高度媒介化、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反抗遗忘，抵御野蛮裹挟，确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灵碎片化的一种力量。今天的诗人，在努力修复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以“在场”而非“抽身”的方式获取滋养与力量。面对“无边的现实”，我最后要引用歌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是从内心导向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