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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诗人的历史工作
    • 作者:柏 桦 更新时间:2010-01-26 03:04:22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4563

      要解读刘春的随笔集《一个人的诗歌史》,有几个必须重视的关键词。如果我们将书名拆解开来,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就可以找到其中丰富的指向:“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是刘春“一个人”的,无论对所论述的诗人、诗作、事件的选取和阐释,都体现出某种浓重的个人气质。其次,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诗歌史。我们以往所读到的大量文学评论中,“人”是极少出现的,大多数情况下,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又一个冷而硬的术语、貌似“客观”但缺乏体温的行文、内行人熟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所谓论证逻辑、名人名言的引用及罗列……这样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之后,我们得不到作品那力透纸背的信息,反而可能增加内心的懵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章里缺少了“人”的存在。没有“人”,也就没有了生动在场的气息。而刘春的这一系列随笔,随处可见“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体温。作为一个后来者,刘春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自己所获得的感受形成甚至可以触摸的文字,因此,他的文章注定会感染所有被他书写过的诗人们,也将打动无数陌生或相识的读者。

      接下来的关键词应该是“诗歌”。这是一本谈论诗人与诗歌的专著,所论述的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等六位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书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有的是点到即止,有的则逐字逐句进行解读。据我粗略统计,仅细读的就有顾城的《墓床》、海子的《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欧阳江河的《手枪》,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等近20首。未细读但进行重点推荐的也超过20首,基本上涵盖了这些诗人最重要的作品。在对一些作品的阐释中,刘春丝毫不拘泥于前人的规范,而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比如对顾城的《墓床》诗中的“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的阐释: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这种进入作品的方式,新颖、独到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这里,刘春没有局限于字面上和内涵上的发掘,还生发到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方式之中。读者从中获得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一首具体的诗歌的理解,更是进入艺术作品内部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古话,在一个当代青年诗人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回应。按一般人的思维,一首诗解读到此,足以完美收官了,但刘春却没有止步,他要往更深处掘进。紧接着,他从诗意本身延伸到对诗人命运的讨论上,并得出结论:“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文学评论”来概括,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

      接下来,应该说“史”了。

      据我所知,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癖,人人都可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不然怎么解释刘春对历史的着迷呢?须知他这本书的书名正是《一个人的诗歌史》呀。自然而然,在这本书中,历史或事实是他首先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诗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他们经历了诗歌的狂热期到冷寂期,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刘春这本书里谈到了许多或极富趣味或令人深思的故事,也澄清了许多多年以来缠绕着文学界的问题。比如顾城和谢烨刚把钱存进银行又反复去领取;比如于坚少年时,亲身经历的父亲同事对友情的背叛,青年时因为几句抒情诗被学校领导批评为“有阴暗心理”;比如骆一禾的政治取向以及被外人广为误解的死因;还有“朦胧诗人”早期受到的种种磨难,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江湖状况的描述,对《尚义街六号》写作时间的考证……真正的历史不正是在可读可感的细节中建立起来的吗?由此也可以反证,刘春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六位诗人的成长史和创作史,而是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体诗歌现场。

      仅仅扫描了诗歌现场还不够,刘春还深知,在超乎此点之上,“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情感的真诚比掌握‘事实’更重要”。(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由于刘春本身就是一个诗人,他了解同行的行为与作品,即使有时候这些同行的行事风格略显怪诞,在他的笔下,人们也看不到社会上习见的调侃与讥讽,有的是无尽的尊敬与爱护。为此,他才会在历史与事实之中倾注他对当代诗歌的可贵情感,写出了这部充满情感的诗歌史。而这,也是我推荐这本随笔集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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