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真实与自由：诗性跨文体写作的“现代启示录” ——侯马《他手记》散论 一 新世纪当代中国诗歌，着实热闹了十年。一边是“制服诗人”们虚浮造作的历史叙事，一边是“游戏诗人”们自得其乐的活在当下，和其所处的时代语境无一不合拍，以致成了这十年主流话语的合理组成部分。即或是此前一直艰难成长的先锋诗歌，也在空前自由的写作与空前便捷的传播通道豁然降临后，堕入了表面形式的巨大狂欢之中。“世界是平的”，连“先锋”也正在被纳入“消费”的“时尚”，乃至整个文化体系都在加速度地时尚化。 表面看起来，“时尚”好像是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的发展必然产生的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的主导无关，其实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合谋与有效利用和鼓促，才使“时尚”如此普泛而十分强式地攻掠了几乎所有的“消费空间”（假如把诗的创作与传播及欣赏也纳入这个“消费”概念的话）。而时尚的结果必然是趋于一致化、平面化、平庸化，引诱的是欲望，追求的是流行，操作的是游戏，满足的是娱乐，刺激的是感官，造就的是“娱乐至死”而“没有灵魂的享乐的人”。这是比意识形态更具有杀伤力的一种东西。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意象形态，都是对人的“意识”的一种异在的控制。只不过，前者是公开的、硬性的、暴力性的一种控制，后者是隐性的、软性的、迷幻性的一种控制。 而无论在任何时代，诗和诗人，都应该是一种尖锐而突兀的存在，一种在时代的主流意识背面发光，在文明与文化的模糊地带作业的特殊事物。这种特殊事物的终极价值，在于使个体的诗性与神性生命意识，得以从社会化的类的平均数中跳脱出来，重返本初自我的鲜活个性，由此恢复历史记忆与文化担当的责任，并适时给出理想与未来的前景，以映照现实之不足与缺陷——尤其是先锋诗歌，在中国式的现实经验里，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质疑存在，追问真实，一直以来，都是它得以发生与发展的本质属性，也是其赖以高标独树的不二利器。堪可告慰的是，尽管近十年来的先锋诗歌，正越来越沦落为一种姿态和标记，钝化、细琐化、宣泄化、乃至游戏化，失去了它应有的锐气和力量，但总有那些真正为自己负责也同时为历史负责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适时填补时代的缺憾，让其重新拥有新的自信和稳得住的重心。 在此，诗人侯马和他的“特种诗歌文本”《他手记》的问世、获奖和随之引发的持续性的关注与反响，无疑是新世纪十年来先锋诗歌运动中一个颇为重要的收获。仅就这部作品而言，其内容之驳杂、思想之深刻、诗感之明锐、内涵之丰厚，尤其是对历史记忆与现实担当的跨时空整合，以及横行无忌的形式探求，都是这十年诗歌中难得一见的。它甚至造成了一个“诗学事件”，让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诗评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对之言说：在对包括“散文诗”在内我们所尚能勉强认同的所有现存汉语诗歌形式进行了空前彻底的“冒犯”后，却依然不失诗的意味和意义，乃至隐隐透现出一种史诗般的灵魂和风骨，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种挑战。尤其是它所抵达的空前自由与尖锐的写作境地——既是文本的自由挥洒，又是人本的自由表达；既是思想的尖锐认证，又是艺术的尖锐探求，并由此在与时俱进的主流诗歌之外，在即时消费的流行诗歌之外，重新恢复了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责任和荣誉。 “作为一件极具探索意义和文本价值的成熟力作，《他手记.》是对诗歌形式主义的反对，却又从本质意义上捍卫了诗歌的尊严。它是思想之诗，命运之诗，信仰之诗，人之诗”。首发《他手记》并授予其“十月诗歌奖”的《十月》文学杂志在其授奖词中所下的如此判语，可谓高度概括且分量不轻，我们不妨就此展开更深一步的讨论。 二 任何的文学与艺术文本，都脱离不了形式和内容的水乳合成；形式为体，内容为魂，道成肉身而行世感人。诗以及一切艺术，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总是灵魂不死而形式多变，亦即是对世界的说法的不断改变而改变着世界的存在与发展，这似乎已成公认的定律。新诗的诞生并滥觞百年，更是从语言形式上翻转千古而反常合道，继而成为百年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与年轻灵魂言说自由心声和生命真实的优先选择。这种选择的关键，在于对自由言说的倾心和对认领真实的追寻。也正是在这里，新诗遭遇到它宿命般的悖论之所在：一方面一直为移步换形居无定所的无标准乃至形式不明所尴尬，一方面又不断为无边界无穷尽的探索创新所牵引而得以发展壮大。加之，百年中国风云激荡，对存在之真理的探求和对生命之真实的发现，成为几代中国人经由文学艺术所要获取的第一义的要旨，从而将灵魂的解渴推为至高的审美，新诗更是首当其冲，并最终从形式上归结为“无限可能的分行”（叶橹先生语）而任运不拘。由此，对语言形式的试验和对生存与生命真实的追寻，便成为先锋诗歌的标志性特征。 既是“任运不拘”而“形式不明”，又何来“形式主义”？“十月诗歌奖”的判语中显然有虚拟“反对”对象的嫌疑。但侯马的《他手记》又确实“反”了几乎所有的诗歌形式，以至对于尚持有一定形式与标准认定的笔者而言，只有将其指认为“特种诗歌文本”。 具体来看。一部《他手记》（依据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版）共分四辑480则（或段、或首）结集，每则依序编号。其中53则分行并有独立的诗题，可算为53首现代诗。另有29则标有独立的诗题却不分行，可算为29首散文诗。其余近400则则既无标题也不分行，只以序号区分编排。同时，全部480则无论是排序还是分辑，除少数临近之间有大体相近的内容关联外，整体上基本无从找寻何以如此排序或分辑的逻辑关系或内在联系，只是就这么散乱而无由地“播撒”在那儿，有如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散乱而无由地“播撒”着那些什么一样，透着一股既无序又合理的邪劲。从各则文字的长短来看，最短的一则只有6字（第270“诗歌就是停顿”），最长的两则都超过500字（第90“别针……”和第385“哦，雨加雪”），可谓随心所欲毫无理由地自在生发而不管不顾。再从结构样式上去看：有的像诗，有的真是诗；有的不失为格言箴语，有的就是随感断想；有的是精妙绝伦的小散文，有的则逼近超微型小说的绝佳境地；有的假扮“传统”之面相，有的极尽“现代”之能事。更有意味的是，有几则只要稍加分行处理，就是很精到的现代诗（如008“鸟儿……”、013“水仙……”、014“醉酒……”、096“花儿……”等），诗人偏就散文式地摊放在那儿，还特意将同一则（首）“诗”分别用分行和不分行两种形式排列（第211和第212），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提示读者：我不是不能“诗”，我就是要这样“诗”给你看——如此试错、倒错，杂糅、杂呈，混装、混用，整个一个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肆意拼贴，盛大而混乱的集合（越发形肖我们时代了）。 实际上，仅就《他手记》中许多单个作品而言，处处可见诗人侯马不同凡响且具有综合性的写作能力和写作经验，有的则令人扼腕惊叹：如第279“当酒与醋跪在粮食的灵柩前……”，就是一首绝佳的寓言性散文诗，用语精确，安排妥贴，寓庄于谐，不动声色里机锋如芒，且将所谓的“哲理诗”由普泛的社会哲理层面提升到生命哲理层面，寓意精深，余味悠长。再如上述第90“别针……”，简直就是一篇十分精到而富有诗意的超微型短篇小说：两个青涩男女，一段中国往事，浓缩于一个别针的意象和一段公交车程的路途。心理，事理，画面，气息，以及时代背景，仅仅500余字，却已将年少的一瞥扩展为成长的记忆，并将这记忆带入历史的景深而交相印证。其整篇细节的捕捉，情节的拿捏，意绪的掌控，氛围的渲染，无不精致得当，读来凄美深永而难以释怀。 但问题是，作为如此“全能”的诗人侯马，又何以非得将这些似诗非诗的篇什统统纳入他统称之为“手记”的集合之中呢？ 我们只能再次强行切入准学理性的推测：作为试验性的超级文本，诗人或许正是想借由这种杂糅并举的文本样式来表现这同样杂糅并举的时代语境（如前文所一再暗示的那样），以求以复杂的语言形式作为复杂意绪的合理容器。同时，诗人似乎还想借此向我们显示：正是“他”所代表的一代人的那种个人化的心灵形式，决定了“他手记”的语言形式，并以此试图重新恢复先锋性的“本质意义”和先锋性的“诗歌的尊严”。而我们也知道，仅就新诗发展历程来看，文本样式和文本品质亦即诗型和诗性的存在，在具体创作与作品中常有背离之处；许多徒有诗型的分行文字其实并不具备起码的诗性要求而成为非诗，许多具有实验性、探索性的文本却又在深具诗性的同时，违背或超越常规的诗型样式。更重要的是，身处我们的时代，可以说，只要你还在用体制化的语言（或某种“模范语言”）和宣传性（或“布道式”）的心理机制在言说，哪怕是言说非体制性的生存感受，就依然可能只是失真的言说和失重的言说，难以真正说出存在之真实。而侯马式的“他”的出场，显然是另类的，不同凡响的。 是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的“冒犯”，一次空前的“反形式”而至“破坏的总和”，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跨文体写作的超级文本。我们无从知道或不能全部理解侯马何以要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创造这样的文本（熟悉当代中国诗歌的人们都知道，这位诗人为我们贡献过不少精到的“合乎规范”的现代诗），只能直面它就是如此这般的存在着。而直面的另一个逻辑理由是：假如一位诗人经由这样的方式，已经代我们说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某些生命与生存的真实乃至真理，同时又表达得那样自由无羁、精妙而智慧，且不乏诗性的情趣、理趣、意趣及谐趣，并深含现实感、历史感和悲悯情怀，我们还有必要追问他是怎样说出来的吗？ 当然，绕过这个弯，还得再深入探勘，诗人侯马是如何以这种看似非诗的形式诗着或说是实现着诗的意义，并成就为“思想之诗，命运之诗，信仰之诗，人之诗”的。 三 将侯马的《他手记》归于新世纪十年先锋诗歌的重要文本来看待，不仅在于其特别的语言形式试验和极其自由的表达方式，更在于经由这种表达，为我们所曾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时代，作出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真实认证，并以其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丰富性抵达近于史诗般的境地。 作为这一复杂文本的叙述主体，《他手记》中的“他”，是以单数第三人称的“旁观者”立场和个人化的独特视角，来展开其广披博及而又不失焦点所在的诗性叙事的——转换话语，落于日常，散点式的扫描，碎片式的剪辑，见树不见林式的速写记录，看似散漫无羁，缺乏重心，却始终有个在的明锐与深刻，以及各自鲜活的律动与丰富的肌理感，既不失史诗般的总体架构，又避免了传统宏大叙事的空泛与生硬。按照福柯的说法，只有“踪迹”是可信的历史真实；借以偷换一个说法，只有“肌理”隐藏着存在的真，并真正能为我们看到和体验到。只是因了长期大历史叙事的后设“脉络”式（所谓“规律”等等）知识驯化，我们对日常“肌理”的存在，从审美到审智都渐已退化寂灭，只剩下假大空的视角与言说。在“他手记”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道理”，只有所以然的“肌理”——存在的过程，过程中的细节，细节里的体味与叹谓，然后成诗，成文，成灵魂中不可忽略而坚持存在的记忆。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坚持持有这种“记忆”的“他”，是从1960年代出发，并横贯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十年的历史进程的“他”。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这是真正所谓承前启后而彻底回返生命真实与生存真实，从而也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代人。由此，当这个单数的“他”代表一个无限复数的“他们”，来述说有关成长的记忆、现实的关切、良知的呼唤、历史的反思、思想的痛苦、以及真理的求索时，实际上已构成了一部1960年代人的心灵史，并从时代主流意识的背面，为只活在当下而“娱乐至死”的人们，提交了一份足可警世洗心的“浮世绘”。 不妨具体领略一下这部“心灵史”与“浮世绘”的要点： 这里有对老一辈人生的重新认证：“母亲的一生怎样展开。有十几年，她每晚出门，为街坊四邻、乡民村女看病，打针或针灸。这无私助人的品质言传身教给儿子，无人窥知她作为富农儿媳、军阀女儿笼络群众、救己救家的用意。”（第039）历史场景中个人命运的隐在真象，在此昭然若揭； 这里有对集体无意识之奴性人格的冷静观察：“做被迫的事情也保持积极的态度：他体会到了一个囚犯的体面。”（第004）而“他已生活在思想的监狱里了，竟然还是畏惧肉体的监狱。”（第155）是自我的检测，也是群体的存照； 这里有对女性生命意识的深刻揭示：“一个女人的心灵史，竟是把自己头发留长剪短，烫弯拉直、锔黄染黑的历史。”（第086），而另一个“她站在河滩洗衣。河水有些混浊，看来，她在意的是去掉衣物上的人味，而不是衣物沾上沙土。”（第154）不动声色中的直击本质，让人不寒而栗； 这里有对时代语境的精妙讽喻：“当代的神女峰，不是千年的伫立，是千百次地拨打手机。”（第227）而“小市民是小市民的捍卫者，英雄却是英雄的反对者。”（第267）社会转型中的文化病灶，为冷眼旁观的“他”一语中的； 这里有宏观视野中的慨叹：“没有历史的城市，克制不住往高空生长的欲望。” （第231）是以“他需要生育四个孩子，来统治荒原的四面八方”，“来表达对世界的一声叹息。”（第236、237） 这里有微观窥探中的低语：“他在祖国的道路上散步，为没感到幸福而羞愧。” （第343）进而发现“一颗无比圣洁的心，渴望着非常世俗的生活。”（第369）并且，“他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前进，而是为了回到零。”（第476） 这里有对历史真实之黑色幽默式的反证：“一支锃亮的枪，保持适度的威严，它参加过缔造历史的若干重大战役，因为品相完好，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事实上，它不曾射杀过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射中过。”（第360） 这里有对生命真实之美好意绪的悄然认领：“遗落在皮座上的黑丝巾，一握之盈，她的柔软，她的芳香，从指尖到心尖。这朴素的思念，像深埋大地中古老的根系，悄然纤细而又坚韧地生长。”（第328） ——这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窥视者”和思想者：在“新近回国的流亡诗人”“专心吃饭”的镜头中，“他”品味出了信仰的悖论（第365“信仰”）；在伟人逝世哀乐响起的历史关头，“他”在“大师傅一边问：是谁？一边眯着眼睛，用勺子把苍蝇准确地捞出”的动作中，品味出常态人生的真谛（第350“历史”）；在“格瓦拉的孝”（第345）中，“他”对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的调侃入木三分；在打工者的“被褥”（第315）中，“他”对底层民众艰难境遇的理解催人泪下 ——亲情，乡情，爱情，友情；家庭，社会，自然，俗世；乡村，都市，国内，海外；个人，族群，当下，往事……由生灵观照到心灵观照，由现实观照到超现实观照；大至历史反思、人性考证，小至惊鸿一瞥、自我盘诘，可谓“全息摄像”（心象、事象、物象以及意象），无所不及，目击而道存，存于细节，发为认证，并在处处闪烁诗的蕴藉和思的锋芒的同时，辅以悲悯情怀的润化和对真实之信仰的光晕，只在指认，不着论断，以看似情感之低调的“灰”呈现存在之底色的“杂”，而渐次逼近诗人所心仪的“大灵魂的大手笔”（第220）的至高境界。 总之，一部《他手记》，仅就其内容之庞杂和思想之深湛来说，确已不负“思想之诗，命运之诗，信仰之诗，人之诗”的称誉，并以其近于“现代启示录”性质的坚实品质，为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深入发展，提供并开启了新的可能。正如侯马在其《后记：关于“他手记”》中所言：“《他手记》首先是对诗的反动，又是对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捍卫。他尝试这样一种可能，就是用最不像诗的手段呈现最具有诗歌意义的诗。”这里的“诗歌意义”，在我的理解，至少于当代中国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而言，在依然深陷“瞒”与“骗”以及伪理想、伪现实的文化语境下，作为诗的存在之第一义的价值，恐怕还得立足于对自由表达的追求和对认证真实的信仰——由此，如侯马《他手记》这样的“对诗的反动”和“对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捍卫”之先锋道路，我们或许还要走很长一段时间。至于这样的“可能”是否最终能成为“经典”，大概只有交付未来的历史书写者去认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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