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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清华:“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的几个关键词
    • 作者:张清华 更新时间:2020-03-02 09:57:18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751
    [导读]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谈 “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这么大的题目,我有点惧怕。年轻时喜欢讲总体性,大而无当地谈,容易总结一些看上去好像貌似正确,知识意味也强,可信度高,总结那么几条,写个修辞感挺强的文章,蛮得意的。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却对总体性的不容置疑深怀着恐惧。好像“二十年”一定是冥冥当中有一个总体性的东西,让我们来总结。其实根本没有,历史本身的偶然性有时是难以捉摸的。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的年代,90年代更多是一个修习、实践和创造的年代,建设性更强。当然历史的断裂和转换,也赋予了90年代诗歌的某种高度,使它有了人文性、知识分子性、批判性和个人的思考性,这些都特别重要。当年诗坛“盘峰论争”我确实是在现场,当时并不是很理解,觉得一帮人在这儿表演性地吵架,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便很着急——后来想想很可笑的,山东人的观念是“和为贵”,千万不要吵,想做“和事佬”。但事实证明山东人是很傻的,人家两方都是刻意要放大分歧,表明自己的存在的。


    这段历史怎么理解,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市场经济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到来的时候,原有的写作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感到了某种陌生和不适,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适应市场时代的价值,还是坚守所谓的人文精神,其实两者是堂吉诃德与羊群、风车之间的关系,关公和秦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他们想象出一种不同,实际上它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口语还是知识分子写作,无非就是对于现实的不同判断和表达不同的态度。所以,最后是迎来了所谓的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在我看来,这些年如果说有文学运动的话,那么总体上就是一场“写作的众声喧哗”,不止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还有更多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写作,大家都要出来。


    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使得新世纪之初出现了一个“全面的狂欢”。这个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70后”一代借助这个狂欢登上诗坛;再就是各种名目,包括很多行为艺术,都是诗歌的社会学现象。就是说,这个时期体现为众多求新求异求怪现象的次第登场。如果单个从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有很大问题,你可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它的出现总体上作为文化现象来观察,便可以认为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五四”的“诗体大解放”;第二次是所谓“新时期”,从“朦胧诗”那个时期,地下诗歌开始可以存在,可以很活跃地来展示它们的创造力;第三个解放,就应该是新世纪之初很多年呈现的这场运动。这种解放我们不一定从文本的意义上,审美的意义上来过分推崇它,但它一定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时代的显形,是我们多年梦想的一个状态,这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是一个客观事实。


    总体上来看,近二十年至少在前一个十年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峰,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不一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原理”,还是始终成立的,它是一个社会学现象。我从总体上勾画了一下,就想了下面这么几条。


    一个是“极端写作”的彰显和先锋写作的终结。先锋写作基本上在世纪之交已经终结了,因为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这种写作肯定在世纪之交以后面临着终结,虽然有人在说“先锋到死”,或是“一路狂奔”之类的话语,但这些都不是先锋写作的标志。因为先锋写作一定是对着一个固化的和秩序化的东西来说话的,而这帮人则是对着一个狂欢的年代在撒欢儿,在并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扬言的。所以,是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只是为了表明它形式上的依然存续,而衍变为了极端写作。


    极端写作保持了对日常性反对逻辑,但是它也无法规范自身,所以就表现为粗鄙化、“逆消费化”。“逆消费化”是我自己发明的,我还没有写文章仔细地阐述。什么叫做逆消费化?就是看上去是反对消费的,但是实际上又构成或“被构成”了消费。我觉得,真正能够担当诗歌精神价值的,就文化身份而言,还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或者说是“知识分子性”这么一种身份。因为他真正能够构成严肃的思考,艺术上的持续的真正的探求和精神上的承担,能够建构一个正面的具有人文性的文化身份。但是在新世纪中,类似于这样的写作者们似乎并未有效担负起这个使命,而只是扩展了它的社会学内涵、它的消费性的价值,并没有给诗歌的建设提供太多新的东西。所以,就诗歌运动本身而言,我觉得并没有结出硕果。唯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有人提出来,要给诗歌界来一次“大扫除”,我听了以后有点不寒而栗。因为这是一个大海,一座森林,一个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应该允许各种鸟兽鱼虫存在。我们的诗歌界不应该要定义一种唯一的道德,因为道德永远是个历史范畴,你站在道德高地轻易谈清除的话,对于所有元素构成的生态都是一种威胁,这与破坏森林和自然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道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地理的细化”,文学地理我针对的是“历史”这样一个范畴或者维度。中国古代观照诗歌,评价诗歌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孔子的方式,就是他编《诗经》的方式,即以“文学地理”的概念来 处 置 “十 五 国 风”、“雅”和“颂”。孔子处理了将近800年的“当代诗歌”,就是周朝有史以来到孔子这儿700多年的诗歌,他并没有用历史线索来描述,而是用了文化地理的分类,周南、召南、齐风、王风……他是用“十五国风”来规划他的诗歌总集,规划他的诗歌史的。所以他并没有让所谓的 “时间逻辑”呈现出来。虽然我们是一个对历史非常敏感的民族,很早就有《春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历史真正地时间化,时间逻辑化。这个东西还是哲学家黑格尔创造的,有了所谓进步论、必然论的历史逻辑,才把历史描述为今天的样子。中国古代首先是以文化地理的思维来处理诗歌的。再一个就是按照文学本体的标准,将诗歌分为不同的“品级”,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与此同源的“选学”与“诗话”,也近乎于一种文本细读的观点。所以总体上中国人并没有进步论的历史描述。


    进入世纪之交以后,诗歌从进步论的历史逻辑当中基本上脱出来了。它真正进入了宽阔的场域,好比长江、黄河经过了三峡和壶口瀑布,进入了平缓的下游,开阔的,万象并存的一个局面。这可能是一个变化,由时间逻辑到空间展开的一个过程——这本身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描述”。


    文学地理的细化最早是由地方性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广东的“打工诗歌”,是由这里作为所谓世界工厂、改革开放前沿、各种年轻人、自由职业者的汇聚而导致的。打工诗歌发生在这儿,而不是别处,显然有其地方背景。还有像西南地区大凉山的发星等一批人,彝族的写作者,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地区的写作者,他们的汉语非常不一样。还有北京,北京这种观念化的、国际化的和流行文化特别发达的地区,它的诗歌经常出来一些新的观念性的东西。当然现代诗歌的历史可能是从四川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重心都是在四川,但是现在慢慢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学小地理、文学小气候。大家不再为简单的时间性的观念去写作,而是为了自己背后的这块古老而广袤的文化土壤,为这块精神的田园来写作,这可能是诗歌的福音。所以所谓的代际、时代、超越、新潮这些趋势渐趋弱化,这是好现象。


    最后谈一点,即“写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的问题,关于这些年“大诗写作”,大的诗歌写作,或者长诗的写作——有些不见得是长诗,但一定是观念比较大,有长诗的抱负。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材料化。有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 《凤凰》,这个我许多年前就谈过了,它是一个具有“元写作”意义的东西,他用废旧塑料、建筑垃圾、废旧钢铁和各种杂物,用这些“现代性的材料”做了一个漂亮的装置。这个装置它会形成一个“总体性幻觉”,就是在夜晚,在“现代主义的黑夜”,也即海德格尔描述的“世界之夜”降临的时候,在夜空里经过灯光的投影,它会呈现为一个“后现代的神话”,是两只巨大的光与电的凤凰,真的很美。然而在白天,在日光之下,它会还原为一堆垃圾——尤其近距离地看,你就会看到这些垃圾原有的碎片的形状。这就是对当代艺术、当代文化甚至文明的一种特别生动的诠释。那么欧阳江河其实就是对照性地、阐释性地就此写了他的长诗《凤凰》,完全复原了徐冰的装置凤凰的特点,就是它词语的碎片化,词语的未溶解性,词语在整个诗歌里面呈现为堆积连缀,强行地植入这样一种状态。欧阳江河非常准确地理解了徐冰,也就非常准确地通过《凤凰》把握了我们的时代的文化样貌、内在结构和“被仿造”的属性,他把这个东西形象地用语言诠释了出来。


    但是这种诗非常明显的一个文本特点,就是开放了其“未完成性”——是刻意的未完成性,当然也是“主体性意义上的不可完成性”。再加上它裸露的碎片性或泡沫性,将这些东西完整地裸露地保留在文本里。这和他之前的作品《汉英之间》《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相比,其未完成性和材料感便更加裸露,因为前面这几首都堪称是杰作。敬文东也承认这一点,就是欧阳江河是“有杰作的诗人”,尽管文东指出了他很多问题,但是欧阳江河之前的大诗创作仍然是完成性的。但是《凤凰》是明显的未完成性的作品。


    我们这样说,不是简单地去贬低诗人的创作,相反诗人是和这个时代保持了文化意义上的同步。因为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不可完成的。除了上个时代的海子,具有终结性的意义——对于农业经验背景下的写作的终结;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但丁式的诗人”,那种能够开创一种文明的大诗人,因为这样的条件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创造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神性、三位一体的,具有创新“创世”的,重生性的作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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