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保罗·策兰、维斯瓦娃·辛波丝卡、阿赫玛托娃……曾几何时，这些流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校园诗社里赫赫有名的名字，似乎在如今这个快节奏、讲效益、浮躁物质的时代渐渐被淡忘。诗歌在如今的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诗歌到底是公众性的还是个人性的？在上周末的上海书展上，以“诗歌的未来与使命”为题的文学对谈、“最美的上海”诗歌朗诵会、“外滩诗歌之夜”等诗歌活动掀起了读者们对诗歌的怀旧与思考。


　　诗歌从“我们回到了我”


　　在上海书展“最美的上海”诗歌朗诵会上，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嘉宾们随着悠扬的小提琴伴奏下，声情并茂地朗诵着以上海为主题的诗作时，现场突然出现骚动，一群少男少女们朝门口蜂拥。原来，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开始的郭敬明签售已经举出了牌子。短短几分钟时间，诗歌朗诵会上的年轻身影们都纷纷挤到了郭敬明牌子前排起长队。这让台上的作家陈村、金宇澄和画家黄石感到莫名其妙。
　　这不禁让人纳闷，在这个浮躁的“小时代”，到底还有多少年轻人在读诗写诗？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元勇告诉记者，尽管在如今这个多元的时代娱乐正当道，但事实上，近年来诗歌创作正在复苏，“和小说不同，写诗本来就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就好比日记一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诗歌开始在中国流行，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很大，很多文学爱好者也纷纷跃跃欲试写诗歌。当时在纸质媒体上发表诗歌，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校园里的诗刊和诗社非常热闹。而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很多年轻的诗歌爱好者通过网络发表诗歌，比如‘诗天下’、榕树下等文学网站里的诗歌栏目都活跃着很多优秀的年轻诗人。”
　　事实上，曾在上世纪90年代式微的校园诗社如今正开始回潮。复旦大学诗社的指导老师、诗人肖水告诉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有一大批年轻人热衷于诗歌，那时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商业化大潮，诗社逐渐受到了大众的冷落，有的甚至就销声匿迹了，仿佛告别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但是经过这近二十年的思想碰撞，很多高校的诗社开始回潮。我们复旦诗社的《诗耕地》在2009年复刊；华师大夏雨诗社、武汉大学诗社，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诗社近年来都陆续在‘复活’。有些高校如今还经常举办朗诵会和诗歌大赛。”谈起如今校园诗歌的创作，肖水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校园诗人相对更理想主义，很多诗歌围绕着爱情这一主题，或者有些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如今，校园创作题材更显多元化，可以说校园诗歌是从‘云端回到了地面’。更重要的是，如今的诗歌创作从‘我们回到了我’，更关注个体也更具个性。”在大学期间曾担任复旦大学诗社社长的诗人韩博认为诗歌的氛围并没有变，“诗歌的本质是不变的，不会因为国家不同或者时代不同而变化。而且比起以前，现在大家的物质水平高了，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举办各种诗歌活动。”


　　诗人是身体感官之师


　　美国著名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此番携自己的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舞在敖德萨》来到上海书展，和旅德诗人萧开愚一起为读者带来了一场题为“诗歌的未来与使命”的文学对谈。借此机会，记者采访了卡明斯基，问及如今美国年轻诗人的现状，卡明斯基告诉记者：“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创作诗歌，主要集中在大学、学院立面。我希望在社区里也能出现根多的好诗人。”
　　那么，诗歌到底能做什么？凯明斯基的答案是：“我不对诗歌发表野性宣言，诗是一种艺术，教人去关注世界和灵魂。诗歌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孤独寻求者的安静活动，它也是一种感官活动，通过藏在语言中的感官去疯狂地发现世界。正如洛尔迦所言，诗人是身体感官之师。”当被问及自己写诗的灵感时，凯明斯基说：“当我觉得困惑、不知道答案时，就是写诗的动力。有时我靠脑子想不出来的时候，就通过听觉、视觉等去感受。这是我在李白的诗歌中获得的启发，李白就是用五官来感受世界的。我最害怕成为一个专业的诗人，我希望自己永远抱着业余的态度，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怎么走，处于‘困惑’的状态对我而言很重要。”谈到诗歌创作，萧开愚认为这是一种自发的本能：“其实我写诗从没有坚持过，如果要到坚持这个份上我肯定不会写诗，有灵感、欲望之后才会写。”



　　个体共鸣是诗歌的特性


　　诗歌的使命何在？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命题，有人认为诗歌是非常私密的事情，而有人则认为诗歌还承担着社会功能。对此，卡明斯基认为：“文学是最早的时候就分为两种，一种是代表自己的部落说话，最古老的时候代表部落，后来代表国家；另外一种文学只负责审美，并不代表什么。”卡明斯基觉得探讨诗歌的使命，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政治性，“我是出生在前苏联，我儿时的记忆中，苏联的诗人都是站在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发出号召，这就是当时诗歌的使命之一，当时的诗人就是要面对群众朗诵。但是对我而言，面对公众并不是我的使命，我觉得我的使命是对一个人做非常隐秘的、私人的、个人性的交谈。诗歌的公众性不是说你站到一个大广场上朗诵，而是你的作品能让读者感到共鸣，仿佛是在与作者进行一对一的灵魂交流，这样，诗歌才真正到达公众内心。”
　　此番来沪参加“外滩诗歌之夜”的女诗人吕约也颇认同卡明斯基的说法，她告诉记者：“语言的自由创造是很享受的一件事。社会环境或多或少会影响写作，但是写作关照的还是灵魂和内心的声音，尤其是诗歌创作，是把语言的审美功能发挥到极致。在某些特殊的年代，诗人会被认为是公众良知、民族振兴的代言人，但是这些外在的功能都是附带的，最本质的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