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管虎执导的关注农民工生存的电视剧《春天里》日前在山东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一群民工讨薪的艰难历程。每个人有着不同的遭遇，又都有着同样的辛酸。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遭到排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无法享受发展的成果。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如此真切地表现过民工的生存状态。

　　谢老大、杨志刚、陆长有、王家才、薛六……这些人物像是从生活直接走进电视剧中，与观众不期而遇。仅仅是惟妙惟肖地塑造一群民工形象，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成就，但不仅如此，《春天里》还写出了民工这个群体的精神实质：归属感的严重缺乏。

　　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美好的生活却不属于他们。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中漂泊，对于乡土却没有多少依恋；他们都有要过好日子的愿望，命运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杨志刚和薛六为了争夺铺位打架，王家慧努力寻找可以安放一张床的地方，他们都是想找一个栖身之地，但这个栖身之地却难以得到，而且经常遭受威胁。尽管这样，城市文明对他们还是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对于女人来说尤其如此。无论王家慧还是秋月都不愿意回家，她们眷恋城市的生活方式。王家慧对薛六说：“我是想要在城里活着。”城市意味着希望。

　　面对城市的隔膜和冷漠，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极为痛苦的，有时候，这种痛苦以悲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谢老大因为讨不到工钱喝醉酒，一边向大家诉说自己的儿子快死了，一边发出刺耳的笑声。这时，我们宁愿他流出泪水。他们忍耐着不该由自己承受的痛苦，但这仅仅是忍耐，不是麻木，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多少有些胆怯然而却是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所以，谢长有拒绝了老杜用来收买他的钱，却拿走了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那份，并执意要老杜找给他零钱。正是由于对农民工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作品没有流于空洞的批评，也没有陷入对弱势群体的廉价同情。

　　作品的深度取决于人性的深度，亦即人物心灵的深度。《春天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回避民工身上的弱点，而力图揭示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灵魂的复杂性。比如薛五对想要帮助王家慧的薛六说：“我想救别人，哪个救我？”王家慧对费尽千辛万苦为她住院凑钱的人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只是随便地扔下一句“等我找到工作还他们就是了”。本来是同舟共济的伙伴，但几个留下来讨薪的民工却为了10块钱的伙食费勾心斗角；王家才为了报复，偷偷撒了薛五一身水泥，过后又不敢承认；陆长有不顾自己与大众浴池签订的合同，说走就走；谢老大带栓子去卖血，却骗栓子说是检查身体；王家才和陆长有胆小怕事，讨薪过程中发生冲突时临阵脱逃，这些细节，有时是近乎残酷的灵魂解剖，都在深切的同情中寄寓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人性的深度也体现在对心灵沉沦与救赎的关注。这突出表现在薛六与王家慧的爱情关系上。王家慧对于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是盲目的、扭曲的，对于一心帮助她、毫不嫌弃她的薛六，冷冷地回答道：“我想要的你一样也给不了我。”与此相反，薛六这个形象非常阳光，也带有一点理想化的色彩。他从一见面起就爱上了王家慧。他的爱情有点天真有点冒失又有点执拗，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内心的自然流露。他宽厚、善良、富于同情心，没有那么多算计，最终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王家慧。这个人物的魅力就来自他的单纯。

　　人性的深度还体现在对小人物美好心灵的热情讴歌。剧中，王家慧陷入困境时，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杨志刚饱受董飞的欺凌，却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栓子为了报答谢老大的养育之恩，执意要给病危的狗蛋换肾……这种相互扶持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而人物在逆境中迸发出的无私精神又给作品带来向上的力量。

　　准确地讲，《春天里》的着眼点不是民工本身，而是民工与他们生存世界的关系，因此，渗透在作品中的，不仅有对下层人民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而且有对生活的透彻理解。当我们说到民工的时候，更多地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而作品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作为个体，而不是群体的民工。该剧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作品的独特性在于从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来＊＊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该剧对于民工生存状态的探究过程与剧中人李海平基本上是类似的，从试图理解他们，到最终和他们在一起。

　　《春天里》的真实性主要来自强烈的生活质感，决定故事走向的不是戏剧动力，而是生活自身的逻辑。可以看出，该剧在最大限度地再现生活的自然形态，而较少对生活进行戏剧化处理，甚至不回避生活的杂乱无章。故事的几条线索各自平行发展，人物几乎没有主次之分，在叙事上基本按照生活本身的自然顺序，尽量表现事件完整的过程。作品中有大量偶然的东西，但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春天里》的真实性也来自强烈的纪实风格。编创不是有意识地过滤生活，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生活，而保持了一种客观、冷峻的叙述风格。肩扛式摄像机的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的采用，演员的即兴表演，对白的高度生活化，以及大量方言土语的使用，都增强了作品的纪实风格。同时，摄像机永远处在不断的追踪过程中，与生活自然流淌的节奏保持一致，丝毫没有卖弄技巧，甚至看不出剪辑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编创在素材的选择上是十分精心、精准的，在光线的处理上也非常讲究。整部作品洋溢着一种温暖、柔和的影调，用温暖、柔和的影调来表现辛酸、苦涩的生活。

　　在内心深处，该剧的编创是率真而容易激动的诗人，但在作品中却从不煽情，而保持了对情绪的高度抑制。作品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渲染，而是来自抑制。比如王家慧在医院里生孩子交不起押金，民工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就要为民工们的爱心唏嘘不已的时候，管虎却又用一个细节把我们重新拉回现实之中：谢老大良心发现，拿出300块钱给王家慧当押金，却还叮嘱栓子，让他说是借的。另外，贯穿于全剧低沉、有力的无伴奏哼唱也强化了情绪上的抑制。在空间上，导演把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集中在工棚。这里肮脏、嘈杂、拥挤，活动空间非常局促，每个人都在一种没有隐私的状态下生活。工棚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既是城市中的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又是城市的一个缩影。剧中，管虎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只属于这个故事的表达方式。

　　如果把《春天里》简单地看作一部描绘民工生活的电视剧，未免显得有些狭隘，与其说它提供了对于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认识，毋宁说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对于管虎个人而言，这仍是目前最能代表他思想深度和艺术才华的作品。对于当今的电视剧创作而言，《春天里》的价值远远超出作品本身。面对横亘在社会现实和现实主义美学之间大量的庸俗、矫情、粉饰和浮夸，该剧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一种艺术立场，这是真正的为人民的艺术。(李跃森)